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要加強科技倫理治理。作為《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中提出的重要治理要求，敏捷治理是針對前沿科技領域高度不確定性與高風險性提出的創新性治理模式。它以適應性為核心，強調容錯性、協調性、靈活性與柔和性，靶向破解傳統治理模式滯後性與片面性的弊端，為科技倫理治理提供動態化、前瞻性的解決方案。通過敏捷治理，能夠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創新生態，推動科技活動與倫理治理同步協調發展，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堅實的倫理支撐。
現代科技活動內在地要求對科技倫理進行敏捷治理
現代科技活動是人類向著知識邊界探索進發的生產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科技倫理觀認為，科學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是歷史發展、文明進步的最有力杠桿。科學活動特別是現代科技活動的特殊規律，對科技倫理治理提出敏捷治理、容錯治理等內在要求。
一方面，科技活動內在蘊含科技倫理治理的價值要求。馬克思說過：“科學絕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能夠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為人類服務。”科學研究不是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的活動，而是具有鮮明的價值指向性，內在蘊含著對真善美等價值的追求。科技活動的價值指向性，決定了科技活動是合理性與合目的性辯證統一的活動，是知識創新與價值追求協調並進的實踐過程。科技倫理敏捷治理，既是推動科技活動順利實施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科技活動符合人類整體福祉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科技活動與科技倫理治理存在難以同步的內在張力。由於科技活動面向未來，充滿未知性、不確定性和試錯性，往往需要先行先試、適當容錯。科技倫理治理則在一定程度上滯後於科技活動，構成被動反饋而非前瞻引領式的調節規範。這一內在張力，突出表現為“科林格裏奇困境”：如果擔心潛在風險與不良後果而對科技活動過早治理，則可能將創新抹殺在萌芽狀態；但是如果等到發展成熟而問題頻發時再去治理，則可能由於木已成舟而難以控製。因此對科技活動的倫理引導必須平衡兼顧開放性、容錯性、協商性和規範性等多重價值，既註重保護科技活動的探索性與積極性，又有效規避科技失控帶來的風險性或顛覆性影響，這就要求科技倫理治理采取更為柔性、靈活與協調的敏捷治理模式，不能盲目地搞“先破後立”或“休克療法”，而要遵循“先立後破”、循序漸進的路徑。
科技倫理敏捷治理是與科技活動相協調的治理模式
科技倫理敏捷治理是充分發揮“德法兼治”製度優勢，以政策引導、行業自治、協商對話、輿論監督等為主要手段，具有靈活柔性、循序漸進、兼容並包、平穩可控等特征的治理模式，是與現代科技活動相協調、相適應的治理創新。
第一，科技倫理敏捷治理順應現代科技活動規律。針對新興社會領域與問題，在立法還不健全、硬法尚未完善的情況下，最適合利用公共政策、行業標準、合作協議等具有靈活性的軟法開展創新治理。對科技倫理治理采取軟法治理，不急於出臺強製性的剛性法律，而是采取倫理審查、行業自治等敏捷手段，有利於有效克服“科林格裏奇困境”，使得科技倫理治理的節奏與強度能夠適應現代科技活動在先行先試、允許試錯等方面的要求，既不至於治理過早過強而扼殺科技活動的可能性，也不至於太晚太被動而無可挽回，確保科技活動始終運行在倫理與法治軌道上。
第二，科技倫理敏捷治理符合馬克思主義科技倫理觀要求。馬克思主義科技倫理觀認為，科技活動應當服務於人類整體福祉、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有利於科技活動擺脫資本主義帶給人的異化與控製，開創人類利用科技創新追求美好生活的新境界。科技倫理治理，應該采取更具協調性、一致性的敏捷模式，充分發揮科學共同體自治功能，依靠公共政策、行業標準與自律規範等容錯性與協商性更強的倫理規範，使得現代科技活動與科技倫理治理在同一體系內同頻共振、相得益彰。
第三，科技倫理敏捷治理彰顯“德法兼治”製度優勢。“德法兼治”強調“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面對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科技倫理與法律關系日益復雜化與動態化的現實，僅僅依靠傳統長周期的硬法機製，難以及時有效解決科技探索蘊含的新問題與新風險。科技倫理敏捷治理通過靈活的倫理審查機製及時調節前沿創新、化解潛在風險，動員利益相關者協商形成價值共識，發揮職業道德機製促進共同體自律，同時還註重對成熟的軟法規範進行立法轉化，既有利於提高科技倫理治理的適應性，又顯著增強現代科技活動與科技倫理治理的同步性和協調性。
完善科技倫理敏捷治理模式的具體路徑
當前，我國科技倫理治理處於新興技術快速發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疊加的特殊階段，亟待進一步完善科技倫理敏捷治理模式的建設路徑。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增強製度供給。秉持“德法兼治”理念，增強政府規章、行業標準、職業守則、專業規範等製度供給，以適應性強、靈活度高、試錯成本小的軟法規範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的創新探索。對經過多年探索、固化成熟的軟法，要及時轉化為剛性立法，形成更具普遍性、穩定性和強製力的硬法，促進科技倫理治理法治化。
二是搭建公共平臺，促進協商共治。順應“後常規科學”情境下的開放科學趨勢，通過科技倫理委員會建設、人文與科學對話、倫理治理研討會、倫理審查聽證會等形式，搭建科技倫理協商共治平臺，吸納倫理學、法學研究者以及公眾參與，進一步消除分歧、凝聚共識，提高科技倫理敏捷治理的價值支撐與社會參與。
三是強化倫理審查，加強風險管理。深化落實《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推動科技倫理審查從體系框架走向規則細化、從製度設計走向落地執行、從理念倡導走向能力建設，實現科技倫理委員會成員的全覆蓋和強履職，形成常態化的風險預警與防控機製，夯實科技倫理敏捷治理的“最後一公裏”。
四是開展輿論監督，促進信息對稱。發揮媒體的知識分享、科學傳播優勢與評價監督職能，建立重大科技活動信息公開與傳播機製，提高科技活動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對存在重大爭議和重大風險隱患的科技創新開展輿論監督，打破信息繭房與知識壁壘，減少與消除信息不對稱，提高敏捷治理實效性。
五是推進倫理教育，提升道德自律。從馬克思主義科技倫理觀出發，提高科技倫理教育政治站位，推動科技倫理教育課程建設，分門別類開好科技倫理課程。加強科技人員倫理培訓，開展科技倫理委員會成員履職培訓，引導科技工作者遵守科技倫理。
科技倫理與科技活動是兩面一體的緊密耦合體。科技倫理敏捷治理模式彰顯了“德法兼治”製度優勢，構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軟實力和巧實力，能夠在中國式現代化征程中發揮重要價值、作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