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四分之三個世紀🪲⏸，見證一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從“落後時代”到“趕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即日起，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與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聯合推出系列口述歷史訪談，與上海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的多位老同誌暢聊他們親歷的不凡歷史。透過他們的回憶，我們愈發相信，“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楊秉輝和醫學結緣，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那時候他剛上初二👰♀️，偶然查出患有肺結核，當時人們普遍管這病叫“肺癆”。家裏人很緊張，帶他去福州路上看一位專家🧗🏼♂️。
少年楊秉輝看到拍片報告上寫著“幹酪樣病竈”🤘，覺得很奇怪：竈是燒飯用的🐋，怎麽跑到肺裏去了🤙？看病時，他問了專家這個問題。專家愣住了🧈，說😋🧙🏻♀️：“小孩子問這個做什麽？拿我開的藥方配藥吃就會好的。”
過了幾個月，楊秉輝的病好了，又可以回學校讀書了，但是心裏的這個疑問一直沒得到解答🥥。高考時，因為父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勸說，楊秉輝填報了上海第一醫學院並被錄取🎴👨👦👦。在校學習的5年裏，他搞懂了什麽是“病竈”。
因為自己也生過病，楊秉輝明白，人一旦生病👃🏼，精神、心理活動必定會有相應的變化，對疾病的關心必定是最基本的反應。因此，從工作第一年開始🧑🦲，他就非常重視和病人的互動🏯，願意跟病人多講幾句，還適時給點鼓勵😶🌫️。
後來，楊秉輝走上了醫學科普之路↩️👨🏽🎓。有人說🧚🏿♂️，業余從事醫學科普最早、投入精力最多、時間跨度最長的臨床醫生，恐怕非楊秉輝莫屬🌲。國慶前夕，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專訪了楊秉輝🧑🌾，聽他講述從醫60年的經歷，和50多年科普心得⌛️。
人物小傳：
楊秉輝，男，1938年出生，我國肝腫瘤內科的知名專家，1962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現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1984年任中山醫院副院長🪂，1991年任中山醫院院長。他是醫學科普、健康教育的積極倡導者，堅持醫學科普工作50余年🌒👩🏿⚖️，發表醫學科普文章千余篇👱🏼♀️🎧，開設科普講座600余場🧘🏼♂️，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衛生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等榮譽◼️🤷🏼。
免費接種乙肝疫苗是了不起的成就
1962年，我從“上醫”畢業，成了中山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一直工作在醫療崗位上直到退休。60多年來，我親歷了共和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就拿我研究的肝腫瘤內科領域來說🧑🏿🦰👴，變化可謂翻天覆地🤵🏻♀️。
剛畢業沒幾年，我就跟著時任中山醫院院長林兆耆教授做肝癌方面的研究。那時醫學檢查的手段很少，診斷肝癌主要靠醫生用手摸。如果摸到右上腹部有腫塊🦑，就懷疑得了肝癌🖐🏽。
這種診斷結果當然不很準確🚵♀️，因為形成腫塊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就算真是肝癌⛹🏻♀️，都能用手摸到腫塊了，大概率已經是晚期。我們把病人送去手術📞，往往是開刀一看，腫瘤太大了👩🔬，就算能切掉，肝功能必定不能維持🏋🏽♂️🏃♂️，病人也活不了，只好把傷口縫好，再送回病房↗️。那時有個詞叫“剖腹探查”，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現在就不一樣了，有了超聲波、CT😕🚣🏻♂️、核磁共振等檢測手段💅🏼，是不是肝癌🙆♀️、還能不能手術切除🎵，一查就清楚了，花生米大的小腫瘤都能查出來🕴🏻。早發現就能早診斷☺️🧙🏻♀️、早治療👉🏼🛫，病人康復的機會就大了很多。
中國肝癌的數量長期占全世界肝癌的50%以上，為什麽會有這麽多？這和中國曾經流行乙型肝炎有很大關系。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肝癌患者中，約90%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5%左右是丙肝病毒，剩下的是與酗酒之類的不良生活習慣有關。
直到20世紀60年代，醫學界才知道有乙肝病毒這回事🕵🏿，到90年代🧖🏻♂️，陸續研發出抗乙肝病毒的藥物和疫苗。我國從1992年開始將接種乙肝疫苗列為嬰幼兒計劃免疫👔，2002年起對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完全免費。
這是一個意義非常重大、非常了不起的決策，體現的是我們黨和國家一切為了人民利益的理念。現在我國二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接種過乙肝疫苗🦹🏽♀️，已經不會感染乙肝病毒，患上肝癌的幾率也就大大降低了。對於已經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的人員，如今有了有效的抗病毒治療藥物🦘，乙肝可以獲得臨床治愈🫰🏻，丙肝甚至可以完全治愈。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肝癌發病率會大幅度下降👏🏻，威脅中國人民身體健康的頑疾必將得到有效控製。
為何願意全身心投入科普事業
1984年4月1日🤦♂️，上海廣播電臺播出的“醫藥顧問”節目裏出現了一位普通話不是很標準的主持人👨🏽🚀，那就是我。後來這檔節目改名為“名醫坐堂”🧎♀️➡️，解答市民群眾關心的健康問題。我是這個節目的“嘉賓主持人”，一直到2003年以後才逐步退出。我這個業余的嘉賓主持人做了將近20年🏓🪬，不誇張地說，現在大部分上海老人當年都聽過我播講的聲音。
期間我擔任了中山醫院副院長🧝🏼、院長，行政工作、業務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但我依然堅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科普事業🧑🏼🦱。四五十年下來，我在各地報刊雜誌上正式發表科普文章上千篇👰🏻♂️，編著的醫學科普書籍50余冊，其中有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衛生部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的圖書。
曾經有同事對我說：“楊醫生🏊🏿♀️，你寫這種東西做什麽？”言外之意是，有這時間多寫點論文豈不更好🤶🏻？
同事是好意提醒，但我覺得🦸🏼♀️，我們醫生不僅要治病，還要防病，醫學的最終目標是促進人類的健康。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醫務人員責無旁貸。我在中山醫院院長任上時，盡可能地鼓勵醫務人員從事科普工作🏸，撥出專項資金，組建健康教育講師團👨❤️💋👨、舉辦健康教育的“納涼晚會”、出版健康雜誌等等🥡。
有一次我乘出租車回中山醫院，司機聽我的聲音問道📍：“你就是電臺裏中山醫院的楊醫生吧🪅？”這司機對我說：“你講的東西對我們來說真是太重要了🫴，真謝謝你啊！”下車時他執意不收我車費，令我十分感動⏫。為社會做了一點小事，得到這樣的回饋👫，人生一世，夫復何求🖊？
對醫學科普的重視，和我的業務工作有關。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科學家發現檢測血液中的甲胎蛋白⁉️，可以診斷肝癌⛱。
當時江蘇某地肝癌高發，我們就到當地去給農民驗血篩查👩🏽✈️🏊♂️。沒想到，農民們都知道肝癌的嚴重後果🫓，卻對這個病諱莫如深，甚至不願提到這個病的名字，而是稱之為“老們子”，意思是老東西、老家夥。
我們去普查，他們就逃避，甚至敵視，認為我們是在咒他生“老們子”，即使甲胎蛋白查出陽性了🌭，他們也不理解🪐🧗♀️：我能吃飯、能幹活，怎麽可能生了癌？勸他們接受手術，他們認為肝臟是“血庫”𓀓，一做手術必定大出血。當時🌦，我們檢查出了一些甲胎蛋白陽性病人🍐，其中有一些拒絕進一步診斷、治療，過了大約8個月📶，先後出現黃疸、腹水，錯過了治療良機，終於不治。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如果病人不理解🚦、不配合，那再先進、再高明的醫療技術也等於“零”。那時候媒體不如現在發達，我就到農村公社的廣播站做廣播🗺。回上海後又到大型工廠去篩查肝癌🧑🍼，在廠裏出黑板報，宣傳肝癌防治知識。可以說從那時起😙，我就走上了醫學科普之路。
我今年已經86歲了，還在閱讀些有關的醫學文獻，報刊新聞，主要是找尋那些我能寫成科普文章的內容👨🏼🔧👱🏽♀️。我自己開了一個微信公眾號🦸🏽♂️，叫“醫學科普和文藝創作”，自己寫作👊🏽、自己編輯🫲、自己運營，基本上能每周發一篇，已堅持了五六年。國慶前🎼，我剛剛寫了一篇《防治高血壓減鹽是緊要之事》，告訴大家，大多數中老年人的原發性高血壓病與鹽吃得過多之間有明確關系，建議控製鹽的攝入，盡量選擇低鈉鹽，少吃味精和醬菜。
全科醫生不僅僅是不分科的醫生
2010年起🧍♂️🧗🏼♀️，我和全科醫學系的同誌們在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開了一門選修課🔌，講的是醫患關系和溝通技巧。這件事要從全科醫學談起: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老齡化🙎🏽♂️，疾病譜也發生了變化。心腦血管病🧙♀️、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威脅著廣大老百姓的健康🧏🏿。這類慢性疾病很難根除🏉，需要的是持續終身的醫療照顧🧮。而且重點在於“防”，防止發病🥹，防止並發症👈🏼。民眾的需求不僅僅在於“生什麽病吃什麽藥”👩🏼🌾，他們還需要生活上的指導🫃🏻，心理上的疏導💂🏽♂️，家庭甚至社區的支持🃏。
這種變化對我們培養醫生也提出了新要求。我是專科醫生，研究領域其實是比較狹窄的🚵🏿♂️，在擔任中山醫院院長期間我意識到👱🏼♂️，民眾不止需要能治療疑難雜症的專家，也需要很多能把一般毛病、常見病⚈、慢性病看得很好的醫生。我知道許多發達國家的醫科院校裏都有全科醫學的專業培訓，所以，我在任院長期間👛，推動中山醫院成立了全科醫學科，這是全國三甲醫院中第一個設立的全科醫學科，現在國家規定所有三甲醫院都要求設立全科醫學科了。
我認為全科醫學不是一個簡單的不分科的醫學🥶，全科醫學的精髓是”以人為本”🚵🏿。全科醫生不是簡單的治病，而是治療“病人”。這就要求全科醫生要關註病人的心理甚至家庭的、社區的狀況等等👱🏼♂️。由於我們的醫科學校的教育過去大多只註重傳授醫學知識👰🏼📠，不少醫生走上工作崗位時，不善於與病人溝通🧔🏻♀️，他們只會說專業詞匯，不知道怎麽和病人溝通解釋☞，甚至被病人多問幾句，有時就煩了✨，說：“你開不開刀？不開刀我沒辦法了。”
實際上，醫生得把情況解釋清楚，這個手術為什麽是必須做的𓀎，其他治療方法為什麽不行♧，這樣病人才願意全力配合。話怎麽才能講得明白😻，讓病人聽得進去，這就是我們全科醫學系開這門的目的了♑️。有點遺憾的是🎊💁🏼♂️，我這門課選的同學不多，可能是大家還沒有正式作為醫生接觸過病人的緣故。
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要建設“健康中國”➜，現在的年輕醫生們大有可為。我希望年輕的同道們不僅醫術精湛，在和病患溝通、普及醫學知識、健康教育方面也要多下功夫，構建起和諧的醫患關系🎰，為建設健康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