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辦好醫學院，如何培養中國本土的醫學人才✪，以實現現代醫學的本土化🈸🧋，是一個世紀以來幾代醫學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標🏃🏻♀️☝🏿。毫不誇張地說，顏福慶以廣泛的人際關系，以及對時事的精準判斷，成功打造了醫學教育本土化的範本，即上海醫學院。早在1918年，蘭安生與顏福慶在萍鄉煤礦工作時😱，曾因顏氏廣泛的社會關系深受觸動。在寫給其上級海籌（Victor H. Heiser，1873—1972）的信中，蘭安生寫道，顏福慶的“主要能力是他與官員的社會關系”❄️，“他作為政治家的能力大大超過了他的醫學水平”🐄。蘭安生在顏福慶身上得到啟發📻，他漸漸認識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單純開展“項目式”的工作（如萍鄉煤礦鉤蟲病防治）💂🏻♂️👨🏽🍳，缺乏“可持續性”“可示範性”，根本無益於推廣公共衛生理念。只有通過開展醫學教育，才有可能在中國精英中建立人際關系，進而推廣“在地化”的公共衛生，這一想法最終間接促成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科的成立。此外，顏福慶對於醫學院“專任教師”的重視與強調👰🏿，上醫師資的聘任製度🚴、培訓製度👨🦰👱♂️，以及對於優秀畢業生的留用慣例💆👨🏼🎨，讓我們感慨一所優秀的本土醫學院辦學是多麽不易。同時🧚🏼♀️，顏福慶成功的實踐經驗也為我們今天醫學院的人才培養🚵🏿♂️、教師隊伍建設等問題提供了啟示。
——摘自《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顏福慶創辦上醫研究三題》
在近期由王啟元、於業禮主編🤹🏿♀️、恒行2平台出版社出版的《近世中國的醫學與士人》一書中，收錄了錢益民💁🏼、唐一飛所著的《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顏福慶創辦上醫研究三題》一文，透過師資、經費、醫院三個維度解析“如何辦好醫學院🥍，如何培養中國本土的醫學人才”這個命題。
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顏福慶創辦上醫研究三題
三💂🏽♀️🤽🏼♂️、教學醫院的設立與中山醫院的籌備
在顏福慶於上海開展公共衛生事業之前，1921年，蘭安生（John B. Grant，1890—1962）被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派往中國，在北京拓展公共衛生事業👩🏿🌾。顏福慶和蘭安生的事業有一定的相似性。杜麗紅認為，蘭安生之所以能在北京讓公共衛生“在地化”，是因為他“有著其他書齋型專家不具備的人際交往能力”，成功地融入了北京社會。同時，蘭安生緊跟美國公共衛生的製度🧫，又因地製宜◽️，適應北京需求，采取靈活的策略影響北京公共衛生的製度變遷。回顧顏福慶在上海設立教學醫院、籌備中山醫院的過程可見，顏氏和蘭安生采用的方法非常相似。近來劉燁昕和田淼利用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進一步指出：蘭安生在與顏福慶合作時受到顏氏啟發🤸🏽♀️，意識到想要在中國開展事業⛹🏼♂️，人際關系十分重要。只有借助廣泛的人際關系網絡，才能獲取政治、經濟👮🏿♂️、教育、衛生方面的種種支持。除了具有人際關系網絡的天然優勢🏔，顏福慶還敏銳地意識到本土醫院所應面向的群體，他巧妙地將醫院與醫學教育中臨床教學的需求結合起來，最終做出創舉。
1927年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在吳淞創辦。吳淞校舍除照片中主教學樓外✭，還有宿舍、廚房、膳廳👧🏿、動物房、舊提鎮公署（恒行2公學創校舊址）等建築
1927年🕝，以原國立政治大學為舊址，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上海醫科大學前身）已經開辦基本系一二年級。此後顏福慶一方面延請教員𓀇，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設立教學醫院。基本系的學生暫時還不需要進入教學醫院實習📇，故而教學醫院的設立尚不至迫在眉睫，但顏福慶也需要為未來醫學生的實習場所早做準備。1928年，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與上海紅十字會商妥，暫借在海格路上的紅十字會總醫院為第一實習醫院。關於暫借紅十字會總醫院的原因🤦🏿，表面看來是由於顏福慶向來對紅十字會工作頗感興趣，對紅十字會工作較為熟悉🕘。而考察顏福慶的早年經歷🎍，會發現紅十字會總醫院院長刁信德與顏福慶為聖約翰書院同學🦷，二人同在1899年入學，在同一課堂上學習👉，二人以“削發西裝”的形象出現，在同堂師生中顯得卓爾不群⛴，顏刁二人的關系在醫學院與紅十字會醫院合作中起到推動作用。
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創辦時名為中國紅十字會醫院學堂（今華山醫院）
1927年，紅十字會總醫院院長牛惠霖辭職，紅十字會討論改組總醫院，公推刁信德為正院長，為期三年📀⚃。到了1928年🧑🦳，無論在紅十字會還是在紅十字會總醫院，都出現明顯的經濟問題。當年紅十字會總醫院赤字已達4151美元，顏惠慶（1877—1950）也註意到紅十字會總醫院存在的“超額預算”問題，與紅十字會莊得之“就醫院問題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又“為醫院事給莊寫了長信”🫵🥷🏼，設法為紅十字會籌款。1928年的紅十字會顯出衰頹之勢🙇🏼，“現任常議員已有病故及離滬者不下十人”👨🏼🌾，每次紅十字會開會時“出席寥寥”。當時正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交替之時🏆👨👧👧，紅十字會內部管理人員寥寥，外部亦存在信用危機，甚至紅十字會登報坦承🚴🏼♀️，在外時有攻擊紅十字會的傳單印件📭🧖🏼♂️。可以說當時紅十字會有著內憂外患🩲，管理者缺位自然會使紅十字會經費緊張🫨，在外受攻擊更使得紅十字會募資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紅十字會進行改選🖖🏿，選出顏惠慶為正會長，王正廷🟢、虞洽卿為副會長➿。1928年夏，紅十字會又添聘袁履登、趙晉卿、馮少山🏋️、林康侯🧙🏽、葉海田、王曉賴💛、虞洽卿🦧、關䌹之、黃涵之、陳炳謙十人為議董🕺，“以資補救”。這是紅十字會面對亂局做出的調整策略🙌🏿。這些上海地方精英構成的人際網絡通過其強大的動員能力，能募集資金改善紅十字會的經濟困境。之後顏福慶發起中山醫院時🦸♀️，袁履登👩🏻🏫、趙晉卿🧗🏻♂️、王曉賴、虞洽卿、黃涵之🚴🏿⚁、陳炳謙的芳名也位列“中山醫院發起人”名單🥂，成為中山醫院募資的重要力量✌🏻。
中山醫院發起人簽名
1928年7月，顏福慶到紅十字會商談醫學院與紅十字會總醫院的合作，決定“不敷經費，由醫學院備款貼補”，解決了紅十字會總醫院經費不足的燃眉之急🥀。在此之前🎛，1927年12月♐️，私立上海協和醫科大學校董也與紅十字會有過協商，其聯合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聖約翰大學醫科🫄🏼🚜、同仁醫院、蘇州東吳大學等，希望紅十字會總醫院能作為上述醫校的實習醫院🏃🏻♂️➡️，最終卻不了了之。若站在紅十字會的立場上看，作為紅十字會“根本所在”的紅十字會總醫院，若被他人掌握，他日定難以收回💨，故經“詳細考慮後”紅十字會最終決定“從長計議”，這實則說明紅十字會沒有合作意向。而1928年7月顏氏願意承擔紅十字會總醫院中不敷的經費🧑🏻🎤，又在兩年協議中與紅十字會“劃清界限，嚴防日後侵越之弊”。顏氏清晰的邊界意識，讓紅十字會放下自己的醫院被吞並的顧慮，這可能是紅十字會總醫院和醫學院得以合作的真正原因。
1928年8月1日🛐，紅十字會董事部代表莊得之正式對外宣布，由紅十字會聘任顏福慶為醫院院長，原院長刁信德辭任醫院院長🫳🏿。顏福慶當即指出🐻❄️，醫院將加以改進、添置器械藥品、“直駕滬上外人醫院”，使醫院發揮出治病救人和臨床教學的雙重功能。醫院之改進得處處考慮到患者的利益。原先該院慣例是，上海名醫送患者入該院治療👩🏼⚖️，患者除了要支付住院費🟢，還要給原本的醫生交一筆“醫金”🧜🏿♂️🚴🏿♂️。這一改革保證少數群體享受“頭等病房”待遇的同時🐛，也降低了平民就醫的成本。1931年紅十字會總醫院年度報告中，顏福慶根據醫院收治病人的背景階層，有針對性地提出將總醫院打造成“註重中等階級之服務”的醫院。這一面向“中等階級”的定位與之後中山醫院的定位完全相同™️。經過兩年多管理紅十字會總醫院的實踐🙋♀️，50歲的顏福慶已十分清楚本土的醫院應該面向什麽群體。
合作後的紅十字會總醫院經費扭虧為盈，也積極參與公共衛生工作。1929年上海曾發生嚴重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最終醫界估測死亡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而這場疫情的第一例患者即由紅十字會總醫院上報市衛生局⇒。紅十字會總醫院還拓展科室，到1933年已有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膚花柳科👮🏼♂️、肺病科和泌尿生殖科。除肺病科外，每年每科門診病人數量在2000人以上。病例最多的外科門診🧑🏼✈️，一年的病人多達27879人（1931年7月至1932年6月計）👷🏻♀️。所有分類例數均有數據記錄💃🏻。這些病例都是上醫學生的生動教學素材🧖🏼♀️。實習醫院除臨床病例外，還常常進行病理解剖🛐，一年內實習醫院解剖不同年齡段屍體共170例🎅🏿。從醫學院自己發行的材料看🧘🏿♂️，當時上醫同一級學生僅二三十人🚴♀️，實習醫院的病例相對較豐富，實習醫院的師資也屬於優良🏂🏿。但事實上，醫學院的實習醫院也並非完美無瑕。1930年國聯代表、哥本哈根大學醫學院教授費伯（Knud Faber，1862—1956）來華考察，他站在外人的角度，客觀、細致地考察了中國的19所醫學院，並在《中國醫科學校報告》中逐一給出評價和改進意見。在報告中，費伯認為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並不適合開展教學活動🪨💆🏽，實驗室和臨床教學缺乏場地，病人數量也不足◻️。門診部設備太差，學院已計劃在市中心另設一家醫院，夏季可作霍亂醫院之用……”對紅十字會總醫院硬件設備和門診病人數量不足提出尖銳的批評，但費伯對學院教師和職員卻不吝溢美之詞：“這所學校的教學非常優秀，中外醫師👩👩👧👧、員工表現出色，在工作中有著真正的科學精神📚，在醫院裏表現出對臨床的興趣。學院開設僅僅數年，教職員工值得在更好的條件下工作🧑🦲。”教職工體現出優良的素質🚚，與顏福慶早期將大部分支出用於教職員工薪酬不無關系。
現有的紅十字會總醫院雖可供學生實習🪅，但其硬件設備並不如人意，空間有限，不論如何改建，始終存在門診病人數量不足的問題。而且，紅十字會總醫院為租賃性質🐤🔚，並不真正屬於醫學院，吳淞的基礎部與上海的紅十字會醫院又距離頗遠，師生往返非常不便，這成了醫學院的硬傷（the worst feature）。此外，上海有約三百萬市民，全市醫院的床位數僅約5000張，平民就醫仍然存在困難⛹️。只有成立一家鄰近醫學院的新醫院，而且主要面向平民，才能解決或部分緩解這些問題🪝。籌建一所醫院的想法應該此時就已在顏福慶心中萌芽，嗣後這一想法又不斷成熟完善，一個更大規模的🍋🟩、集醫院和醫學院為一體的醫事中心的藍圖漸漸成形🪀。
《顏福慶傳》一書中描述了顏福慶為中山醫院籌款的艱辛過程😻，書中的1931年1月17日“中山醫院發起人會議記錄”手寫稿照片🌬，尤為珍貴🧑🏻🎓。據照片上的人名可考，王一亭（航運業）🙅🏻、虞洽卿（銀行業）🚴🏿♂️、趙晉卿（地產業）都曾擔任過上海總商會的會董，上海商會組織最早成立於1902年🤴，初名為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1912年再度更名為上海總商會，總商會的會董作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能給顏氏募資帶來極大助力。有趣的是，上海佛教居士在中山醫院籌建中亦發揮重要作用。當時的上海居士界領袖大多是紳商名流♦︎🆒，具有多重復雜的身份。如位列中山醫院發起人的王一亭（1867—1938）🕒，除了是大阪商船會社、日清輪船公司買辦外🛕，也是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王一亭與關䌹之🥑、黃涵之等居士於1930年正月在上海覺園創立“弘化社”，印經流通。而關䌹之、黃涵之就是上文提及的1928年夏紅十字會新聘十名議董之二👨🏼✈️，黃涵之也位列中山醫院發起人名單。同樣位列名單的還有屈映光（1881—1973）、聞蘭亭（紗業巨頭，1870—1948）兩位居士，可見居士姓名出現在名單上絕非巧合✍🏽。在佛教的慈善思想影響下，紳商階層居士形成了樂善好施的慈善公益觀。這一點與中山醫院的“救死扶傷”🤌🏻🧍♀️，乃至更宏遠的“培養醫學人才”的意旨不謀而合🧘🏼，因此以王一亭為首的佛門居士在中山醫院籌款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亦不容小覷☔️。
1931年1月17日“中山醫院發起人會議記錄”手寫稿照片
根據《字林西報（建築副刊）》報道，在籌備時，上海醫事中心並非簡單的一所醫院加上一所醫學院👱🏻♀️。中華醫學會總部、鴻英圖書館、供給醫院運營的盈利性產業等，都計劃集中於醫事中心之內。中華醫學會此時已是中國醫學界最有影響力的學會🙍，有中外醫師會員逾兩千人🧹。上海醫事中心建造中華醫學會總部大樓的第一部分費用已經齊備，包括一個醫學圖書館、一個大禮堂、一個醫學博物館（未定）和一些會議室。鴻英圖書館計劃建在中華醫學會總部大樓旁🏮，圖書館內以醫科圖書為主，葉鴻英出資一百萬元作為圖書館成立基金，交由理事會管理。鴻英圖書館👨🏻🦽、中華醫學會𓀊、上海網球會等都計劃租借醫事中心的土地🍝，租金將作為中山醫院的經費和基金👊🏻。上海迄無醫科圖書館，也無醫生聚集☢️、交流的場所，上海醫事中心成立後👩👩👧👦‼️，全市的醫生可以於此交流經驗、提高水平，努力推動中國醫科進步。醫學界認為，上海的執業標準需要提高，醫生需要提高醫德🧤、更科學，而非更商業化。根據紐約和倫敦等國外大城市的經驗🥧，醫事中心可以促進醫學進步🐼、提高醫德，讓醫生更好地為病人服務。大蕭條時期美國CCMC調研得出，半數低收入人群全無醫療照護👵🏼，因此CCMC在1932年的報告中建議應成立“社區醫學中心”（Community Medical Center），並推廣醫療保險👨🏽🍼。雖然有部分美國專家對此大加斥責✬，視之為“煽動性的”，甚至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簽👋🏽，但這些報告和論爭對高度關心國際醫學動向的顏福慶而言是有啟發性的。國外經驗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顏福慶，並最終體現在他對醫學院和中山醫院的設計中✒️。
中山醫院將設立約450張床位，未來可擴展至1000張🪆。其中內科（包括兒科、肺結核🗂、梅毒、皮膚科🪵、神經病和精神病）床位190張🧓🏽，外科（包括泌尿外科和骨科）床位80張，婦產科床位45張🥰，眼耳鼻喉科床位62張，另有頭等、二等病房的床位68張🧑🏻🤝🧑🏻。與紅十字會總醫院一脈相承的是顏福慶的“患者至上”（Patients First）原則，該原則將是中山醫院全體工作人員的座右銘。中山醫院同樣主要面向中等階級（the middle class），富人可以去其他醫藥費用更昂貴的醫院，而苦力和勞工常常去教會和慈善機構接受治療⌨️，中等階級的平民此前往往無處可去，中山醫院“以至廉之費🤵♂️，收至偉之效”，每日住院費用為2元，包括了食宿費👨、醫療護理費，給中等階級提供了理想的醫療場所，堪稱社會的福音。
上海醫事中心共募資100萬元，第一部分70萬元用於建造中山醫院⛹️♀️，1934年秋已簽訂建築合同。原計劃建於法租界內中華體育協會棒球場😎，八個月內可以完工🧗🏻♀️，甚至於8月23日已開始動工，但終因法租界當局多次阻撓，無法在法租界內建成，只能另選楓林橋旁土地動工🧜🏽♀️，開工時間最終推遲到1935年12月9日前後➰。中山醫院之結構設計顯然經過了認真考慮，門診部在主樓右角和一棟主樓前的一層建築，設內科、外科、婦產科👮🏿、皮膚科🧑🏿🦰、眼耳鼻喉科和肺結核專科等，每天能接待500名患者。兒童骨科與傷殘專科在大樓頂層的平屋頂上😅，上面有充足的開放空間，這樣設計是由於兒童骨科病例多並發有肺結核，需要有新鮮空氣、陽光和戶外娛樂。中山醫院的一樓為X光與物理治療科，檢查儀器有X光儀器和透視檢查儀，另有X光🏨、鐳、電療、熱療、水療和其他物理治療的設備。三樓主要為手術室，有兩個清潔病例的手術室、兩個化膿性病例的手術室、兩個產房🍁、一個暗室及一個骨科治療室，還有一間乙醚室👮、一間消毒室🧑🏼、一間儀器室及醫護人員的更衣室。醫院中的X光機和病房的電燈呼喚信號系統均是德國西門子公司最新設計的產品👨🏿🦱。醫院大樓以東有獨立的護士學校和護士宿舍👄。
第二部分30萬元用於建造新的醫學院大樓🪗✫，新建造的中山醫院和醫學院大樓都是中西合璧的四層建築🙎🏼🏌️♂️，規模巨大⏸。醫學院大樓為U形，大樓內有會議廳、圖書館和行政辦公室🧱，還有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公共衛生🦶🏼、生物化學和藥理學七個基礎醫學系，化學🤰🏽、物理學、生物學三個醫學預科系（pre-medical department）🚣🏻，每系有獨立學生實驗室和供教師科研使用的實驗室。各科有了獨立實驗室，當時費伯在報告中指出的“吳淞各科實驗室設備齊全但面積太小”問題也就得到了解決🕵🏽♀️，最終醫學院院舍大廈於1936年冬落成👨🍼。
1937年4月1日下午2時，楓林橋邊盛況空前，中山醫院新院舍正式開放👨🏻💼、國立上海醫學院新院舍落成💡，《申報》特設《開幕紀念刊》大篇幅報道這一場面🚥，這標誌著顏福慶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的成功🧎♀️➡️，上醫自此開啟了新篇章。
1937年4月1日🩰，國立上海醫學院新院舍落成、中山醫院開業🚶🏻♀️、中華醫學會第四屆大會合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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