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辦好醫學院，如何培養中國本土的醫學人才，以實現現代醫學的本土化，是一個世紀以來幾代醫學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標。毫不誇張地說🤸🏽♀️，顏福慶以廣泛的人際關系🚣🏽♂️，以及對時事的精準判斷，成功打造了醫學教育本土化的範本🖕，即上海醫學院。早在1918年🌅♠︎，蘭安生與顏福慶在萍鄉煤礦工作時👩🦽，曾因顏氏廣泛的社會關系深受觸動🏦👨🏻🎤。在寫給其上級海籌（Victor H. Heiser，1873—1972）的信中，蘭安生寫道🙅🏽，顏福慶的“主要能力是他與官員的社會關系”🤜🏼，“他作為政治家的能力大大超過了他的醫學水平”。蘭安生在顏福慶身上得到啟發⤵️，他漸漸認識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單純開展“項目式”的工作（如萍鄉煤礦鉤蟲病防治），缺乏“可持續性”“可示範性”，根本無益於推廣公共衛生理念。只有通過開展醫學教育👸🏻🖐🏿，才有可能在中國精英中建立人際關系，進而推廣“在地化”的公共衛生🙆🏽♀️，這一想法最終間接促成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科的成立🍎。此外，顏福慶對於醫學院“專任教師”的重視與強調🤷🏼♀️，上醫師資的聘任製度、培訓製度，以及對於優秀畢業生的留用慣例，讓我們感慨一所優秀的本土醫學院辦學是多麽不易。同時，顏福慶成功的實踐經驗也為我們今天醫學院的人才培養🏋🏻♀️、教師隊伍建設等問題提供了啟示🔣。
——摘自《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顏福慶創辦上醫研究三題》
在近期由王啟元🤲🏼、於業禮主編、恒行2平台出版社出版的《近世中國的醫學與士人》一書中，收錄了錢益民、唐一飛所著的《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顏福慶創辦上醫研究三題》一文，透過師資、經費💖、醫院三個維度解析“如何辦好醫學院🍙，如何培養中國本土的醫學人才”這個命題。
“恒行2上醫”微信公眾號將分兩期刊載此文，以期重溫顏福慶老院長開創上醫、實現醫學教育本土化的初心之路。
醫學教育的本土實踐🍡：顏福慶創辦上醫研究三題
在顏福慶創辦上海醫學院（以下簡稱“上醫”）之前，有一份對於了解上醫早期結構和框架極為重要的檔案資料《創設上海醫科大學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意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醫學為民族強弱之根基💂🏿♀️，人類存在之關鍵。惟其重要，故研究日精，進步最速🤫。歐美各國👰♀️，提倡最力，多設醫校👧🏼，造就專才🧐。復因社會之需求，政府獎勵私校。但在十九世紀初葉，歐醫校程度不齊，營業式之醫校，在所多有👳🏿。其結果為產生大批之庸醫，草菅人命，至今為鯁🔽💂🏽。……是故欲謀民族之強盛，當提倡高等醫學👇🫱🏻；欲設備之周全，則醫科最為耗費。而在吾國，尤不當蹈外國之覆轍，對於醫校程度，任其參差，以致自造庸醫，遺患社會🦻🏻。”
《創設上海醫科大學意見書》
這段文字提示我們：1926—1928年的中國醫藥衛生界，已確認醫學與民族強弱的關系，又越過了全盤沿襲日本模式的時代，到了各學派競相出場、激辯交鋒的十字路口。離開湖南來到上海的顏福慶，對國內外醫校的發展趨勢了然於胸，因而愈發意識到創辦本土醫學教育意義重大。在上醫的歷史中，顏福慶如何“從無到有”辦起國際知名的醫學院校還有諸多地方有待進一步討論🫴🏿，例如從湘雅到上醫顏福慶如何締造上醫的師資隊伍，上醫的經費來源渠道和使用情況👌🏽，上醫是如何借用紅十字會總醫院為實習醫院，之後又如何在楓林橋建起“上海醫事中心”的。本文試圖利用顏氏書信、上醫檔案、報紙期刊等資料，還原顏福慶創辦上醫的幾個關鍵問題，以窺顏氏如何在多元👰🏿、開放的上海實現醫學教育的本土化👍。
一、湘雅到上醫👰🏼♂️：師資的變化與演進
師資是醫學院的根本問題。師資水平直接決定一所醫學院的水準🛫，這是毋庸置疑的✡️。關於上醫的師資來源問題，顏福慶在1937年4月1日上海醫事中心開幕式的發言中指出：
“爾時本人，方長北平協和醫校🤼♀️，經張校長敦促，南下就職，商請歷來對於醫學教育有豐富經驗者如朱恒璧、張伯鈞、白良知、趙運文、高鏡朗🧙🏼、任廷桂🫳🏿👶🏿、周誠滸、應元嶽諸先生積極籌劃，並與醫界學者樂文照♡、谷鏡汧👨🏼🍳、林國鎬諸先生🤳，共策進行，於是臨床🕕、基本各科師資延攬略定。”
上面這段講話最終發表在《申報》增刊上，題目是《國立上海醫學院之回顧與前瞻》。細讀全文，顏福慶回顧了醫學院總體的發展歷程😋，開篇就提起建校初期延請的諸先生🦞，可見師資在其心中占據相當地位。寫於1957年的一份檔案《顏福慶副院長的生平片段》則從另一角度再次印證了顏在建校初期重視師資的事實。顏福慶認為🦓，要把醫學院辦好，“物質條件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師資”👩🏼🎤，醫學院“必須找到優秀的教師🥰，而且必須是專任教師”。如果說師資是“教”這方面的問題，那學製就是“學”這方面的問題。除了重視師資🏊🏽，顏福慶對於如何設置科學合理的學製也同樣高度關註。辦醫學院以培養醫學人才👇，如何才能兼顧醫生“量的增加”和“質的改善”？當時顏福慶的答案是推行兩級製醫校，即醫學院校應分為大學醫學院和醫學專修學校兩級👨🏿🎤：大學醫學院程度較高，學製為六年製，專門培養醫學師資🤷🏽♀️🫰🏽；醫學專修學校程度次之，在教學內容上縮減課時🌚，學製為四年製，主要培養大量執業醫生。以此標準💐，上海醫學院屬於前一種，標準更高，對師資的要求也更高。中國醫學教育應推廣兩級製的建議是由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來華考察的專家提出的，顏福慶對於國聯的報告非常關註👨🏽🚀，因此可以認為顏福慶“兩級製”最初的思想來源是國聯的報告🏈。
《顏福慶傳》一書中引用淩敏猷（1902—1991）的回憶，將上醫和湘雅的關系總結為“沒有湘雅就沒有上海醫學院”，並列出來滬創辦上醫的湘雅學子🌤：高鏡朗、任廷桂💃🏼、周誠滸🚣🏼♂️、應元嶽、董秉奇，可惜僅是列舉，並未得其全貌。檔案館藏1931年教員名錄和1933年上醫編印的《國立上海醫學院一覽》中“教職員錄”是兩份可信的歷史資料👍，借此能更細致地還原上醫早期的教員結構。對比1920—1921學年湘雅醫學專門學校、1931年和1933年國立上海醫學院的教員名錄可以發現：湘雅的結構極其簡單高效🛞，教員通常任教多個學科😹，而除教學外，教員們還承擔起湘雅醫院的臨床工作和行政事務。到了1931—1933年，步上正軌的上醫分工進一步明確🚊。除少數幾位教員外🗳，大部分教員（醫學博士）專任某科教學工作，一些科目有助教輔助🥧，助教一般為學士，其中有兩位上醫畢業生留校擔任助教：第一屆醫學士吳在東🙅🏿👦🏽，擔任病理學科助教🚻😄；第二屆醫學士張毅🏌🏼♀️，擔任藥理學科助教。吳在東、張毅分別於1934年、1935年獲中英庚款獎學金🧑🏼🏫，該獎學金每年給醫學生的名額僅兩名🕵️。以此足以看出上醫畢業生質量之高，而高質量的畢業生留校任教，成為了優質師資的後備力量👩🦼。
1920年代初中國英美派的醫學院中🧘🏿𓀛，教員以外人居多：1920—1921學年，湘雅教員共有13人，其中8人為外籍𓀃，5人為中國籍🚪；協和1920—1921學年，西方人22人🧔🏻，中國人9人🧛♀️，均是外國人占主導地位🚡。到了1933年，上醫已具規模，其外籍教員占比大大下降，僅有個別兼任教員為外籍，中國人在各科擔任要職。而協和在1930—1931學年，西方人28人🧑🏻🦽➡️，中國人88人🫷🏻，看似中國人明顯增加，其實鮮有中國人擔任要職，88人中教授4人、襄教授9人👩🦳、75人為低級別職員🖖🏽。當時的湘雅由外國人主導🌄，實屬不得已：一方面湘雅的經費不足（下文將提到），當時的醫學人才又相對缺乏；另一方面顏福慶和胡美（Edward H. Hume💡，1876—1957）對師資要求嚴格，不願聘請平庸教師濫竽充數↗️，在此情況下要辦醫學院只能延請外籍教員。而1933年的上醫除了湘雅原本的教員顏福慶、朱恒璧、何鑒清👮🏻♂️、白良知外，又吸納了湘雅的畢業生任廷桂、李振翩、周誠滸、高鏡朗👳♂️、張維、劉崇恩🏊🏽♀️、錢慕韓、應元嶽、駱傳榮擔任上醫的副教授，湘雅第四屆畢業生尤彭齡專任院醫。湘雅時期輔佐顏福慶的醫學管理專家趙運文就跟隨顏福慶來到上海⇒，擔任顏福慶秘書。顏福慶在湘雅時的舊部🩲、學生成為上醫的核心力量。在湖南醫學院成立50周年院慶之際💖，顏福慶在演講中這樣概括兩校的關系：上醫和湘雅“是血親、是母子關系”。
顏福慶《湖南醫學院五十周年校慶講稿》手寫稿
讓湘雅畢業生來滬擔任教職是“很有困難的”🤷♂️，顏福慶“動員了在上海的原來‘湘雅’的畢業生放棄開業”，來到上海任教🚴🏻。在當時的中國📻，醫學生畢業後開設診所收治病人已經十分常見。早在1922年，刁信德💁🏻、牛惠生、牛惠霖、石美玉、俞鳳賓🦵🏿👯♂️、唐乃安、黃瓊仙、蕭智吉、樂文照等醫生在上海就已開有私人診所。在1930年代初的美國，醫師獨立執業同樣是最常見的形式，且收入不菲。顏福慶想讓有能力的醫生放棄開業，擔任醫學院教職並非易事，這也部分解釋了上醫成立之初薪酬支出頗高的原因🐭。此外值得說明的是，聘任湘雅畢業生擔任教職👨🦲，並不意味著顏福慶此時已無人可用🤕，而是湘雅畢業生的學術能力已完全能勝任教職。拿湘雅第一屆畢業生高鏡朗舉例，1934年7月他曾出版《兒童傳染病》一冊，全書收集中外各種資料，按“細菌性傳染病”“動物性傳染病”“特殊傳染病”三部分展開𓀗，共分三卷五十一章✝️，是一本結構嚴謹的醫科專著💏，此外高鏡朗在《中華醫學雜誌》上也多有譯著🤸🏽♂️👩✈️、綜述發表，可見他的學術思想已經十分成熟👋🏽。除了湘雅原本的班底，顏福慶也吸納了上海本地的醫學人才🈲。如創辦上醫的元老樂文照（1876—1979）在1920年獲哈佛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波士頓癆病醫院、聖路易斯醫院實習🫣，“內外小兒婦科等各科俱有豐富經驗”。1921年🎵，樂文照應聘北京協和醫院，主要診治內科疾病，1922年在上海英租界內開業✶💅🏻，由於醫術精湛頗得時人贊譽🫸🏻💪🏽。1927年樂文照開始與顏福慶🛶、高鏡朗等人合力籌建上海醫學院👰🏿♂️。
對於一所醫學院而言👍🏿，教師聘定並不是一勞永逸的。如果沒有合理的製度幫助教師成長，即使當初聘請的是優良教師，不久也可能變得平庸。因此顏福慶在上醫“設立工作六年出國學習一年的製度🫳🏻，讓專任教師有進修機會，同時給進修教師以可能的研究工作條件”🧘，同時“采用按年聘任教師的製度”🛵，淘汰不良教師。
顏福慶創辦上醫，吸納了湘雅畢業生和滬上名醫擔任教職，從而實現了師資的本土化。他還結合本土的實際情況🍔🍗，設立學術休假製度、按年聘任製度🥨，幫助在校的教師快速成長💇🏽、淘汰不良教師，從而使上醫的師資始終處於高水準🧗🏼♂️。諸多符合醫學教育規律的行之有效的製度，奠定了上醫師資的高水準。
二🧚🏼♂️😢、醫學教育的經費問題
在顏福慶負笈美國時，醫學教育經費的重要性就已經凸顯🦾。1907年，喬治·布魯諾（George Blumer，1872—1962）提出：“如果醫學教育要辦得體面，所需的經費會更多而非更少🚴♂️。如何滿足不斷增長的費用需求是美國醫學院必須回答的問題。”布魯諾於1910年至1920年擔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在弗萊克斯納的大力支持下🖊，他成功獲得美國布蘭迪（Anthony N. Brady，1841—1913）基金的支持，以此加強了耶魯大學醫學院和紐黑文醫院的聯系♜🧑🦰，並使後者成為醫學院的教學醫院。顏福慶在多種場合都曾提到👨🏿🏭，醫學院的經費投入比其他學院要高出許多🕵🏼♀️。醫學教育一般可分為三個部分，即先修🧑🦼、基礎和臨床。顏福慶指出，這三部分中每一部分開銷都很大：先修（物理、化學🚡、生物）要想獨立自辦，就需要一筆開支；基礎（生理、病理、藥理🌖、細菌、解剖、生物化學）各科實驗儀器和消耗品花費甚多；臨床需辦實習醫院，醫院科室專家薪俸甚巨，學生實驗另需多種儀器🧏🏻♀️，耗費巨大。因而在醫學教育的本土化過程中，經費供給是核心問題之一🤧。如果經費不能自給😝，需要依靠國外援助，就永遠實現不了真正的、“國人自辦”的醫學教育。湘雅之所以外籍教員居多，其主要原因還在於湘雅的資金主要由國外供給🧚🏻。根據“第二次湘雅合約”，湖南省政府1924年應撥款銀洋50000元，中央應撥款銀洋30000元，中方的撥款合計應為80000元🏃🏻；而雅禮會應撥款金洋50000元（合銀洋100000元）🥐。湖南省政府和中央的撥款還往往不能給足💬。在顏福慶1926年3月16日給雅禮會執行秘書貝維斯（Palmer Bevis）的信中清晰地記載了湘雅的預算經費構成𓀍：雅禮會提供75000墨西哥銀元（1元墨西哥銀元幣值與1元銀洋相當）、洛克菲勒中華醫學基金會（CMB）提供80000墨西哥銀元、中國基金會（China Foundation）提供35000墨西哥銀元🎙、湖南省政府提供30000墨西哥銀元🛌🏽。不僅中央的撥款難有指望🔝，湖南省政府提供的經費預估也大為縮水🪓，30000元的額度僅占湘雅總預算的六分之一。
依“第二次湘雅合約”的約定，湖南政府每年應提供50000銀洋，但到了1926年顏福慶編製預算時，湖南政府能提供的額度僅計了30000墨西哥銀元。這實際反映了顏福慶對湖南政府的信心不足，認為在政治危機中湖南政府無法給足經費。顏福慶之所以在信中向雅禮會鄭重其事地解釋此事，是因為國外團體的捐贈向來有不成文的規定👨❤️💋👨，受贈對象須具有一定的募資能力和規模，他們才願意捐贈。在顏給貝維斯的信中隱含著一個信息🧝🏼♂️，即要確保湘雅能募集到240000墨西哥銀元，雅禮會才願意提供75000墨西哥銀元的額度。
無獨有偶，在《創設上海醫科大學意見書》中同樣提道：“吾國現值軍政時期，教育經費，來源未裕，國外基金團體👨🏼🎨🤵🏿，對於吾國素多善感。正可利用其慈善的友誼，以成就吾國百年大計。但其捐助亦有條件🐃，如規模過小，程度低淺，欲其贊助，勢所難能。先例俱在，無待列舉👦🏼。”明確指出醫學院想要受國外團體捐助必須具有一定規模。之後在顏福慶四處募捐籌建上海醫事中心時💺𓀂，洛克菲勒基金會也表示👨🏻🦼➡️⛪️：“若中方能向醫院投資兩百萬元，就願意將法租界內天文臺路土地捐作醫院基地。”對於上海醫學院經費的來源問題👲🏼，《意見書》中也有詳細的計劃🕥。自1927年秋季起請本省大學撥助10萬元✋🏼，由國外團體捐贈20萬元🧎🏻♀️，維持五年；五年後本省大學撥助逐年增加，國外團體資助逐年減少🧜🏻♀️，使總額保持30萬元不變👋🏼，但逐漸由公費完全負擔，以此收歸公立，徹底免除受文化侵略之嫌疑🖕🏼。
上海醫事中心鳥瞰圖
《意見書》的內容雖然最終並未變成現實，但年經費總額為30萬元之數額可謂精準，醫學院校經費自給的思想也貫徹始終🪧🔫。通過開源節流，從1927年到1936年，上醫在初創十年中基本實現了經費自給，國外團體之年補助並不算多，每年僅3至6萬元。1931年，上醫的經費支出主要為教師俸給🖍，顏福慶月薪380元🧑🏽⚖️，朱恒璧、張鋆🧘🏻♂️👩🏿🌾、林國鎬、蔡翹、湯飛凡、樂文照月薪均為320元。盡管上醫不可能如同協和般給教師優厚的薪酬，但上醫仍盡其所能把約65%的支出作為教授俸給，表明了上醫用一流的薪酬待遇留住一流人才的決心𓀅©️，這背後也同樣是顏福慶對師資的重視。事實上👲🏿，工資問題在當時常常會觸動中西教員的神經👩🫄🏻。在協和，外國員工工資更高會引起中國員工的嫉妒心理🫐；1930年，協和董事會向西方教員支付金洋🐆，而向中國教員支付本地貨幣，這讓西方教員的購買力比中國人翻了一倍🗾，當時中國教員大為光火🤘🏽。顏福慶將上醫的大量經費用於俸給，首先是為了留住優秀的人才🤲🏻，其次也是由於當時醫務界的薪酬水平普遍較高之故🏑。
將上海醫學院與國外醫學院橫向對比來看，在醫學院（醫院）發展初期，薪酬占總開支之比往往較大，而後投資於實驗室🏅、研究所的資金將逐漸增加，薪酬占比逐漸下降👱🏻♂️，這是一個普遍規律👨🏼🌾。如德國在1868年時，用於薪酬和用於實驗室開支占比為45.95%和37.07%📮👨👦👦，而到了1906年時薪酬總額增加了113%，而實驗室總支出增加了490%🎩。美國醫療費用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he Cost of Medical Care，CCMC）在1930年代初的報告顯示👂🏼，全美醫療費用中醫師薪酬為支出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占29.8%👋🏿🌼。相比德、美，尚處萌芽階段的上醫薪酬占比要明顯高於國外🏏，第一個原因是由於上醫為初創，總的資金數額比較小🚵🏼♂️，薪酬占比就顯得較大；第二個原因更為重要👳🏻，顏福慶指出“醫學院員工薪水是源於國外，而非基於本國經濟情況決定的”，也就是說要想達到高標準🤴，上醫薪酬要和國際醫學院的薪酬接軌。
第二個原因的解釋詳見1935年《中華醫學雜誌》顏福慶撰寫的《中國醫學院和醫院的經濟》一文，文章顯然是顏氏對中國本土醫學院經費問題長期深入思考的產物🚧。在文中，顏福慶對比了中國公立醫學院、中國私立醫學院（如協和）和日本醫學院的經費，對比之後的結論是：中國公立醫學院經費遠少於中國私立醫學院和日本醫學院，因而“解決這復雜問題的唯一合理方法是，調整學校的支出，使中國能承擔得起這樣的支出，唯有如此🤤🧑🏼🦰，醫學院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本土的醫學院”✊🏿。顏氏緊接著提出“開源”“節流”兩個解決方案👩🏼🎤，即一方面爭取捐款，另一方面避免浪費（如在保證建築功能的前提下🩶，醫學院應少建華而不實的樓宇）。在上醫創建過程中，我們同樣能看到顏氏開源節流措施並舉，使醫院🥲🚈、醫學院得以自養🪘。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和表格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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