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在明清時期達到發展巔峰。就文學來說,特別是對於明清以來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關系重大🙍。不了解八股文,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明清以來的文學史🐽。因為明清時代的作家,每一個腦袋都深深地打上了八股的印記。科舉、八股,固然禁錮、僵化了文人的思想,但用以禁錮文人思想的儒家經典,本來就不全是糟粕。
八股這種形式,本身就是在總結以往文學創作經驗、特別是宋末以來古文評點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形式美。用這種形式,可以代聖人立言👩🏻🎨,也可以寫百姓心聲,乃至如清初一些名家將《西廂記》中“怎當他臨去那秋波一轉”等諸多名句為題寫就了一批優美的文章🫶。八股作為一種、僅僅是一種形式,何嘗不美👩👧。醜就醜在將一種美強製統一成一種固化的、唯此獨尊的、要當官發跡所必須尊奉的模式。事實上,八股作為一種用漢字成文的獨特的形式美,它的確在中國古代建構各體文學的形式美及美的形式理論過程中💮,曾經起到過重要的作用🍠。
可是自從晚清將八股與鴉片、纏足等量齊觀,定為中國最醜陋的東西,繼而又刮了一陣“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聲討風之後,絕大多數文學史家把科舉👱🏽、八股就簡單地當作是洪水猛獸、砒霜毒藥,對有些文學家🏄🏽、批評家動不動套上一頂“八股遺毒”的帽子🧑🏿🏫,粗暴地加以否定。1922年🙇🏻♀️,範祎最早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史著時,說“現在八股已廢了🧜🏽🧉,沒有人再回顧他🧑🏽🎓。但是七百多年歷史上的事實,及其影響於文學思想和社會現象的實在不少🪪。”民國期間能說這樣話的人,可說是鳳毛麟角了。
至於在文學史著作中,自1934年宋佩韋的《明文學史》之後🧘🏽,一般都不提八股文了,提到的也大都是將它一筆罵倒🍂🛥。1996年,教育部組織編寫《中國文學史》時⛷,主編袁行霈先生叫我負責明代部分,我堅持要將《金瓶梅》寫成與《三國》《水滸》《西遊》並列的一章💁🏼♂️,將八股文寫入文學史。袁先生最後支持了我的意見。以後的中國文學史,大都也這樣辦理了。
但我覺得™️,當時雖然將八股文寫了一節,但沒有將八股對明代各體文學的滲透與影響寫出來👹🤏🏿,還是十分遺憾的🧙♂️🧎🏻♀️➡️。然而,真正要這樣寫,也很難,因為目前有關科舉💃🏻、八股對明清文學與文學批評具體的正反兩方面的影響的研究還十分薄弱。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時代對這個問題作新的、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