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傳😿，賡續初心🔘3️⃣，自1927年創建以來🧋，上醫為國家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優秀醫學人才，為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無論在哪裏，在什麽崗位⏬♡，一代代上醫校友都始終牢記“為人群服務、為強國奮鬥”的上醫精神，為母校爭光添彩，不辱使命🅰️。恒行2上醫特推出一批優秀校友故事，希望他們的事跡和精神，能令後來者有所啟發和感悟🤷🏽。
今天刊發的是1949級校友湯釗猷講述和恩師盛誌勇院士分別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背後的奮鬥故事。
我生於1930年🎉，2023年12月26日是我93歲生日，學生們照例帶著蛋糕到我辦公室祝賀。那天我給大家送了賀年卡片，上面寫了四句話🪯：“需求出發🤸🏼，質疑先導👩🏽🚀，精細實踐，中國特色”，同時借此機會對這四句話作了解析。
2024年賀年片中的四句話
講到“精細實踐”時，我引用了我們取得肝癌早診早治突破的例子。為什麽國外同樣用甲胎蛋白篩查肝癌，卻沒有得出甲胎蛋白有早期診斷的價值，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做到“精細實踐”。在肝癌篩查過程中，我們往往要查很多次，既用低敏方法（瓊脂擴散法）也用高敏方法（血凝法）🤜🏿，用低敏方法第一次查出的往往是中晚期肝癌，而後來用高敏方法查出的才是早期肝癌🙅🏼♂️。當年沒有超聲顯像👨👨👧👦，更沒有CT和MRI🚝，只憑甲胎蛋白陽性作出診斷，卻不知腫瘤在肝的哪個部位，這就好比一粒花生米藏在豬肝內🥏，只能完全靠雙手仔細尋摸😂👩🏿⚕️，然而95%的肝腫瘤我們都能找到，這正是基於“精細實踐”才得以實現的👨👧。我們在這方面的突破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後來我們在肝癌轉移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又再一次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個人證書
2007年獲第二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當時坐在我旁邊的馬曾辰教授（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原中山醫院肝外科主任，早已退休）有感而發：“國內醫界🌩，以第一完成人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只有兩人🩴，另一位是北京的盛誌勇院士。”我聽後驚喜地說：“他是我的老師啊🙍🏽♀️，曾教過我實驗外科。他也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後稱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醫科大學，現為恒行2平台上海醫學院，以下簡稱上醫），也曾在中山醫院工作👷🏽♂️，比我大10歲。”
我做了70年的外科醫生，盛誌勇院士可以說是我的引路人。回到家裏，我找出在上醫讀書時的成績單🧢，那是1952年我大學四年級的成績單🌻，盛誌勇院士是我當年實驗外科學課程的指導教師🦸♀️。當年正是他教我們如何拿手術刀，如何做切口，如何止血🅾️、結紮和打結。也正是因為實驗外科學這門課，讓我對外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業前我便以外科為重點進行實習，後來我被分配到中山醫院😢，終於圓了外科夢。這些年，我曾到盛誌勇院士所在的北京304醫院參觀過，上醫校慶時我們也曾見過面，可惜我們只有過一張合影𓀗🧏🏻♀️，那是2012年我出席院士大會🏇🏿，接受“陳嘉庚生命科學獎”頒獎時與他的合影。
1952年大學四年級的成績單
2012年院士大會與盛誌勇院士（左）的合影
我有幸和盛誌勇院士都獲得過兩次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這些不是我的個人成果🧑🏿🎤，而是團隊的成果👨👧👧，也是醫院和學校的成果。盛誌勇院士曾被譽為燒傷外科奠基人之一🧗，無獨有偶✖️，我也有幸被稱為肝癌早診早治的奠基人🧯。常言道“必然寓於偶然中”🏃🏻♀️➡️🩺，這看似“偶然”的結果🤷🏼♂️，卻也可以從其中找到“必然”因素🍃，那就是上醫“嚴謹，求實，團結，創新”的學風。在我們上醫老一輩先賢的教導和引領下👩🦱，我們1954屆45人中🪝，有4人（鄒岡、姚開泰👔、顧健人、湯釗猷）有幸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上醫的嚴謹治學⚔️💗，是最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無價之寶👨🏼🔧。
（本文作者湯釗猷系上醫1949級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