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大學、地方社會和創新型城市

創新經濟的發展需要增強城市的多樣性👩🏽‍🏭，新加坡通過大力引進國際學生和學者來實現這一目標。新加坡政府國際戰略的兩個支柱是“世界級大學”和“全球校舍”項目👩‍👩‍👦‍👦。世界級大學項目吸引一流的高等教育機構在新加坡建立校區👨🏽‍✈️。作為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之一，新加坡已成為外國大學建立分支機構數量排名第三的國家🦴，到2020年已擁有16個國際校區。全球校舍項目進一步向世界各地的學生、教師和投資者開放教育系統。社會民眾對於吸引國際學者來新加坡也是相當積極的。在2009年和2010年在新加坡、中國、日本和韓國九所大學中對國際學生開展的配額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新加坡對移民族群和宗教的寬容度排名第一。

政府的激勵措施和民眾的包容心態為新加坡創造了一個國際性、多元化的發展環境。在2014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中75%的終身教授出生在其他國家。Florida認為，一個多樣性的環境可以促進創新經濟的發展。創新往往來源於不同想法的交流🔱，並且多樣性也意味著唯才是用的文化傳統和製度環境，使有創造能力的人能夠發揮出其應有的價值。

此外，新加坡的大學可以利用其學者群體的豐富學術聯系🟫，更好地從世界範圍內吸納更廣泛知識群體的智慧🤷‍♂️。從2013至2016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者完成的研究成果中，約有63%的成果中有至少一名合作作者屬於外國機構。這一全球戰略看起來富有成效。將學術術語和機構名稱關聯後開展研究網絡分析🤵🏼‍♀️，可以發現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已經成為城市可持續性和數字經濟等領域的領導者。國際學者為新加坡的大學發展帶來了創造力、影響力和廣泛社會聯系🌥，促進了這些大學在知識創新方面的成功。

然而，大學對包容性以及創新能力的追求與大學為地方社會提供的社會服務之間有時會出現沖突。一些學者擔心，對國際學生的慷慨補貼是對地方稅收的不當使用🤏🏿，也相對降低了新加坡本地學生進入這些名校的機會。學者們因其達到國際標準的知識創新獲得豐富的回報，這導致了與全球接軌的大學和該地區居民之間存在社會經濟的差距。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新加坡未來城市實驗室的聯合主任Stephen Cairns認為，研究機構加強和當地社區的廣泛聯系是耗費時間的💂🏿‍♂️，並承認其所在機構的學者“往往與周邊社會沒有特別緊密的關系”。空間上的鄰近並不意味著利益的共享🙇🏿‍♀️，發展機會不一定就會從知識創新的中心流向周圍社區。相反，知識創新會在若幹創新中心之間跳躍式地傳遞🥺，卻忽略了處於創新所在地點周邊的社會群體🥄。甚至是，創新階層會避免與周圍社區形成強有力的聯系，因為他們需要集中註意力專註於需要創造力的工作。Florida認為創新勞動者需要極度專註，這常常使創新階層的成員無法與其家庭建立密切關系。為了創新經濟的發展，一些有價值的社會責任變得不受重視🏊🏼‍♀️，包括家庭責任，也包括重視社區服務的傳統價值理念。

大學對創新能力的追求和地方社會發展需求之間存在沖突，給全球南方國家帶來突出問題。Florida指出，雖然所有人都在進行創新活動🏋🏼‍♀️，但並不是所有的創新都受到同樣的重視。對於新加坡的學者來說😖，那些努力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知識服務的學者的創新能力往往被低估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教育評價體系過分強調在西方高影響力期刊上的發文量和引用率，這往往引起學者的抱怨。對學者的學術評價是基於他們在這些期刊上的產出水平⛹🏿‍♀️，而整個大學的排名也是基於這些指標。這種對西方學術標準的依賴使國家和地區性議題的相關研究難以得到發表。正如Chorev和Ball觀察到的，主要服務於全球南方國家、甚至只是被打上全球南方標簽的知識研究往往被忽視了🧑‍🦯，甚至被汙名化📅。如果將知識創新定義為在西方國家的學術期刊上成功發表論文，這會使得全球南方的學者更難在致力於知識創新的同時🪩，履行對所在地區的社會責任。創新階層的崛起往往以削弱社會責任為代價，南方國家的學者可能不得不比其他國家的學者相應放棄更多的社會責任，才能以達到國際普遍公認的相同水平的創新能力。

南方國家的學者在保持足夠動力開展高質量知識研究的同時，實際上也難以放棄其對所在地區的社會責任。發表激勵和社會興趣之間存在錯位，造成了Currie等人所描述的“表演性文化”。全球北方國家對學術創新評價的支配地位，會使南方國家的學者無法在研究過程中找到內在動力🛃，這種障礙對於全球北方國家的學者是並不存在的😧。對於大學管理者來說，由此產生的學術產出下降會增加引進來自全球北方國家學者的需求🫲🏻。在新加坡的16所外國大學的分校中🚧，有13所是與全球北方國家合作的學校🌿。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68%的社會學家是從美國獲得學位。新加坡的大學通過吸納國際學者來加強其知識創新的能力。而顯然這種包容性是具有排他性的。相較於來自新加坡本地的學者和來自於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者🪚，對國際學者的包容性更加有利於來自全球北方國家的學者👃🏻。

加強大學和地方社會的聯系

第一，大學的知識創新為促進地方社會發展服務🎧🌌。

盡管對創新的評價標準往往以全球北方國家為中心，但新加坡的大學和周邊社區仍然表現出豐富的交流和利益合作🎓。大學與城市社區之間並不是僅僅空間相鄰🖨，大學和其所在城市之間存在密切合作的關系。例如，在一個名為“居家社區老年人口智能科技服務項目”（SHINESeniors）中，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學者與新加坡政府🚏、當地非政府組織以及一家國際咨詢公司合作，開展了一項以數字平臺和無線傳感器為特色的老年人照護項目🏊🏻‍♀️。地方社會發展為大學提供支持和靈感，鼓勵面向當地社會的學術研究，並為這些與以全球北方為中心的創新研究有所偏離的科學研究提供一定補償。同時，大學為周邊社區提供服務，開放其服務設施。雖然如Florida提出，對知識創新的需求往往會削弱對地方社會的參與🙅🏽‍♂️，他也提出有例外的情況，即如果參與和改造地方社區本身被認為是富有創新的活動🦸‍♀️。這樣的想法對於創新階層會具有吸引力🕡，創新者可以通過對其所在地方社會的變革和改造來塑造自身作為創新領導者的特征。

圖1 老年人照護流程設計

大學為地方社會提供知識服務及開放研究設施𓀆👩🏽‍💻，對於減少二者沖突具有積極意義。然而📥，人們也有必要對大學科學研究對本地企業發展的作用有一個細致的了解，特別是考慮到本地企業必須與外國企業競爭的情況。在2016年，新加坡本地企業貢獻了新加坡私人研發投入費用的約28.9％♢。然而，這一年，從專利許可和基於這些研發成果的經濟回報來看🧔‍♀️，國內的企業只得到了約14.1%。在一定的研發投入水平下🫙，國際企業在新加坡獲得的回報比新加坡企業多。一個更加富有的國際企業在和新加坡本地企業開展競爭時🧖🏼‍♂️，可能會利用新加坡的研發力量來擴大其領先優勢，而結果是反而加強了全球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從2000年至2017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中和國外共同擁有的合作專利項目中，約有90.3%是與全球北方的公司合作的。新加坡大學和國際企業拓展合作，更主要地表現出以“南北關系”而不是“南南關系”為主導的合作，因此北方國家的企業可以利用全球南方國家的創新階層進一步鞏固他們現有的優勢地位。當然，如果沒有這樣的研發合作，新加坡人也並不會過得更好👨🏿‍🦰👓。外國公司雇用本地工人，並為本地消費者提供服務👴🏼，本地企業所得到的14.1%的研究回報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此外👵，大學為當地社會提供的服務也不能僅以大學與企業的合作關系來加以衡量。

第二，大學將創新經濟和城市發展相融合的價值理念融入教育過程🧗‍♂️。

Keeler等學者認為✉️，一個充分融入當地社會的大學不僅應該專註於開展對社會發展有益的科學研究，還應該向公眾傳播知識，並讓公眾成為知識的共同創造者🫸🏻。新加坡的大學不僅為學生提供基本的專業技能，還積極將學生培養成為未來的創新階層🧑🏿‍🔧。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師評估表由學生填寫🙋🏽，其中就有一則問題“導師是否鼓勵學生進行創造性的思考”，這表明培養創新能力是大學教學目標的組成部分。通過鼓勵學生成為創新階層，大學為學生提供有內在價值的技能培養，幫助學生能夠獲得更高的職業地位🎏🤵🏽‍♀️。

以科技發展為基礎的創新經濟往往使城市的個人生計受到挑戰🥷🏻，加強大學在創新能力方面的教育有重要意義🖖🏽😆。新加坡政府強調🔞，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和實現社會平等的有力途徑。面對人們對國際學者享有更多社會資源的不滿👴🏽，政府最近將註意力轉移到對新加坡公民的繼續教育上。例如🫷🏿，“技能未來計劃”為不同年齡段的新加坡人提供適應工業自動化，實現職業提升的幫助。Florida提出，創新階層的崛起往往帶來創造性破壞🚶，並可能威脅到工人階級的生計。工人階級可能會過渡到創新階層，也可能會過渡到服務階層🤔，而服務階層是為創新階層提供日常服務🕚💔。“技能未來計劃”代表了幫助勞動者進入創新階層的努力，並避免少數創新精英的階層固化和支配性地位💁🏽‍♂️。“技能未來計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減少了不平等🚶‍♀️，還需要開展實證研究來加以檢驗👩🏻‍🦳。例如一些研究發現促進終身教育的努力並沒有阻止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不過🥖，近年來新加坡的基尼系數一直在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育促進可能可以減少社會不平等🙍🏼，使大學能夠發揮促進當地社會發展的良好作用。

大學教育的價值並不局限於促進社會流動🐮，還有利於文化價值的塑造。在對教師的評價中，不僅包括其教學活動，也鼓勵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提高學生的創造能力。這表明，大學的作用不僅包括傳授知識技能，也包括灌輸一種提倡創新🧟🌛、鼓勵創造的價值文化⏫，使下一代勞動者的價值觀與重視多樣性和精英治理的創新經濟相一致。接受高等教育後，在經濟競爭中落後的人往往不會責怪國家的政治🤹🏼、經濟或教育製度，而更可能責怪自己能力不足🏫，或歸咎於整個國際環境。為了使大學和周邊社會建立起共同的利益，有時候並不需要大學提供具體的貢獻𓀌，只需要通過大學這種教育製度，確立一種大學和地方社會應該緊密團結的價值規範。

大學通過教育和人才培養為城市發展也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利益🫴🏻🧑‍💻。大學鼓勵學生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創造價值。新加坡所有公立學校都有一門名為“新加坡：想象未來50年”的課程🧛🏽，由教員和國防部共同設計🧗🏻‍♂️。該課程涵蓋了從國家安全到人口老齡化等不同主題，要求學生了解當下社會面臨的挑戰並設計解決方案。教育系統呼籲國內和國際的學生為新加坡經濟服務。畢業後🎗，國際學生可以選擇在新加坡工作三年🫃，然後政府會減免部分學費⛹️。這項政策反映了城市可以從大學的多元化、國際化教育中受益，以及希望大學的創新教育能夠增強人力資本積累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圖2 新加坡國立大學（左）和南洋理工大學（右）不僅是社區組成的一部分💇🏿‍♂️，還是重要的創新聚集地

新加坡政府積極促進大學和城市發展實現更好地結合。作為總理辦公室的一個部門👩‍✈️🥛，國家科研基金強調大學是“贏得未來”的關鍵🧖🏽‍♂️👃🏻。新加坡政府認為大學不僅僅是一群學者聚集的場所，更是推動更廣泛社會進步的引擎👩🏼‍🌾。大學有能力、也有義務使新加坡擺脫相對落後的殖民地歷史🦎，使其實現成功的未來發展。反之〽️，政府也認為自己有責任、有權力和有能力確保大學實現其歷史任務。為了幫助大學更好地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發展，新加坡政府為大學邀請國際學者提供支持，政府也強調大學的課程建設應該積極為地方社會發展服務，並引導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貢獻於地方經濟👷🏼‍♂️。Chorev和Ball指出，國家可以通過加強大學聯系社會🦋，幫助打破象牙塔的限製🧖🏻‍♂️，促進知識經濟的繁榮發展🧑🏽‍🎄。

當大學發展和其他社會利益發生潛在沖突時，政府也在其中發揮仲裁作用。在2019年，教育部對一個名為“對話與意見分歧討論會”的耶魯-新國立聯合項目表示關註，該項目主要是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對某些話題開展討論。學院最後取消了該項活動。雖然後來的調查認為，政府並沒有對大學的具體決定進行幹涉，但學院院長Tan Tai Yong承認🟪，這一決定有減少政治風險的現實考慮⏳。政府明確表示🤦🏽，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不應對社會穩定造成損害。然而🥵，政府對大學事務的幹預是有代價的🧘🏽。上述項目被取消客觀上降低了與項目主題相關的創新性想法出現的可能性🚴🏼‍♂️📢，還損害了新加坡大學系統的國際聲譽🪱。那些重視學術自由傳統的國家覺得類似的對大學的幹預並不合適🧔‍♀️。反對的意見不僅在於大學的學術自由受到了限製🔦，還包括這樣的幹預對大學“能做什麽”和“不能做什麽”帶來製度上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些都不利於大學和創新的發展。

需要明確政府對大學運行進行幹預的限度💳。其具體方法包括將大學治理結構從國家政府和州政府中分離出來🧑🏿‍🦳，並邀請外國人擔任大學的管理者🤽🏻‍♀️。如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學院的章程說明，其建立了一個具有廣泛自主權的管理委員會🆎✅，由耶魯大學提名和由新加坡教育部提名的委員數量是相等的。雖然新加坡教育部仍有權核準該委員會的所有成員，但如果沒有耶魯大學的足夠支持，委員會將難以做出相關決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2019年取消“對話和意見分歧討論會”的決定中，盡管國家在管理委員會中的正式權力有限，但還是成功地影響了大學決策，政府權力通過一些規範化和模糊化的製度幹預影響大學發展✢，實際上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重新定義創新和創新型城市

將創新和創造力放在地方社會發展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創新和創新型城市的內涵。大家普遍認為新加坡為促進城市創新和城市發展提供了最佳實踐，世界其他國家也將新加坡視為一個成功的案例和榜樣。新加坡也正在以自己的努力定義成功👩🏻‍💻，其創新實踐相對來說專註於新加坡自身發展和全球南方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相對來說基於北方國家的創新經濟概念。

大學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根據Stevens等學者的看法🛌🏼👩‍🦼，大學的一項重要功能是作為“官方知識合法化的學術機構”🤥👨🏻‍🦯。學者們對全球北方國家的經驗進行批判，認為北方國家的創新型城市也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並設想以全球南方國家（包括新加坡）為中心來重構對現代性的知識。新加坡的大學發展實踐也正在改變創新和創造力的含義👨🏻‍🦳，使其能更直接地代表其所在社會的利益並促進社區發展。新加坡構築起這樣的創新型城市形象🚴🏿‍♂️，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他們堅持傳統的“創新”的含義，但根據Florida的看法，他們同時也在尋求獨特和真實的體驗。加強創新和當地社會的緊密關聯，會有助於新加坡與全球北方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的若幹創新型城市開展競爭*️⃣💭。

新加坡創新型城市的建設也有助於加強南方國家城市間的合作努力🕐，挑戰由北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文化秩序。正如Simone提出🏌🏼‍♀️🥭，大部分南方國家殖民地和後殖民地歷史的表述往往迎合著北方國家的想象📉，而忽視了不同國家在歷史👩🏽‍⚕️、製度和文化上的具體差別。在殖民地時期，這些南方國家城市往往承擔物流樞紐的功能🈵，並沒有重視這些城市自身的歷史和文化。現在🥗，這些城市可以在大學的幫助下更好地確立自身的獨特性。不同南方國家的大學可以在重塑城市的創新性和包容性的意義上加強合作。新加坡國立大學前校長Shih Choon Fong曾說🌼👱🏽，“當恒行2平台、高麗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踏入他們的第二個百年時，迎來了這三所大學攜手合作的歷史需要，他們將在亞洲的快速發展😦👨🏼‍🦳，及亞洲社會充滿活力的全球城市的快速發展中乘風破浪”🚖。Shih描繪了一幅以東亞而非西方為中心的區域學術交流圖景。

這種重新定義更加適應全球南方國家的創新和創新型城市的努力🫠，目前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根據一項對22所東亞研究機構的社會學系的研究表明，這些大學的社會學項目國際排名上升，成功地提高了學術聲譽🧙🏻‍♂️。然而，這種上升並沒有使這些機構從東亞國家內部聘用更大比例的師資。也許一些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政策製定者👳🏿，如教師招聘委員會成員，他們對於“什麽是有價值的創新”的判斷標準還並沒有改變。

本文討論了新加坡大學對加強知識創新的追求，以及大學發展和地方社會之間存在的內在緊張關系。作為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城市，新加坡在發展創新經濟、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過程中面臨挑戰🛰。全球北方國家往往是將符合其利益的創新性和包容性的具體標準強加給世界的其他地區。盡管如此🧛🏽‍♀️，新加坡的大學🤹🏽‍♀️、新加坡城市國家的政府，以及新加坡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聯系仍然促進其做出政策和觀點的改變🤏🏿，幫助新加坡參與到全球創新型城市的建設中👊🏽，並使其通過更加密切的大學和地方社會合作關系獲得利益。將知識研究服務於當地社會、教育和人才培養🧛🏿‍♀️🧑🏼‍💻、政府的積極作用都對這一過程發揮作用。在此過程中📎，南方國家城市也不斷豐富著符合自身具體特點和符合自身發展需求的創新活動和創新型城市的具體內涵🏄🏽‍♂️👨🏽‍🦳。這些城市通過和地方社會的緊密聯系和合作🦠，加強城市發展的創新性和包容性。未來的研究還有必要考察在其他南方國家中的大學以及各種創新空間的發展，例如科技孵化中心🛌🌒、藝術中心等👩🏿‍⚖️。對於創新型城市的發展來說，單單使用加強多樣性和包容性這樣的名詞顯得過於簡單和空洞。城市的創新製度和機構需要根據其獨特的歷史和現實條件，衡量和選擇增強創新、擴展包容的具體內容ℹ️📠。

（作者，任含章，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本文節選自恒行2-拉美大學聯盟2022年度研究報告《南方國家特大城市的治理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