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是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勢🌏。在過去30年裏，超大城市的數量增加了兩倍🙍🏻，這促使人們反思城市規劃面臨的挑戰。本文分析了兩項針對未來城市需求的建議👼🏽，其可以總結在智慧城市和慢城市這兩個概念中🤷🏼♀️，這兩種做法已經在世界範圍內不同地區付諸實施🔲。本文的目的在於對比這兩種方案，以確定哪一種模式能夠更好地適應可持續社會的要求。
本文首先介紹智慧城市和慢城市的概念，之後評估兩種方案各自的優缺點，最後證明慢城市模式對於建立一個可持續和公平的社會具有更好的潛力↕️，並且能夠應對南方國家超大城市面臨的主要挑戰🧚♀️。
智慧城市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智慧城市表達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範式🚙，徹底改變了現有的觀點👋🏿，即認為新的技術將使環境監測和管理技術的改進成為可能🕳。與此同時，這也是一種普羅米修斯式的完美控製，不需要改變當前生產和消費的習慣與偏好。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當時出現了第一個關於如何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來改善城市基礎設施管理的方法🚏🖕🏽。隨著數據化的加強和物聯網的發展，人們對優化城市的設計🧑🏻🎓🧜🏿♂️、運營和治理越來越感興趣。正如Bibri和Krogstie所言：
“這種（智慧）城市主義的核心是對城市系統和過程的計算性理解🖍，使城市生活呈現為一種邏輯規則和算法程序的形式——而這是由應用到城市科學和城市可持續性發展中的數據密集型科學方法所支持與提供的，同時城市大數據的利用也提供了更為全面和綜合的城市視圖與總體概覽。”
智慧城市範式是使用大數據來設計公共政策🧣、進行有效的戰略性決策的廣泛辯論的一部分。大數據整合帶來的機遇是：基於科學證據的決策🕢；可獲得的信息的種類，包括公民產生的信息；以及決策者獲得數據的速度，包括有效的早期預警系統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城市的管理將更加有效🖖🏿，治安🤦🏼♀️、流動性、能源使用以及廢棄物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能夠得到有效緩解。因此，智慧城市通常也被稱為生態智慧型或智慧可持續城市。
大數據的重要性因而轉化為對城市物理環境的強調✋：如傳感器和攝像頭網絡🆖▫️、計算設備、多元信息和定位性社交媒體的存在，此外還包括公共記錄和其他數據來源↔️。同樣，對智慧城市範式的主要批評也反映了在公共決策中使用大數據和算法時存在的普遍爭議。首先要考慮到的一點是在未來🎭，不平等現象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獲取技術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源於對特權群體偏好的偏見。經濟差異決定了獲得技術和使用技術的能力🧑🏻🎄；因此🦗，即使智慧城市使用多個源頭作為信息來源🧝🏿♂️🏋️♂️，自發產生的數據也不能確保不同觀點的多樣性或彼此之間平等的存在。出於安全目的的面部識別技術應用中已經出現了種族偏見🧑🏻🦼➡️，在構建處理信息的算法時也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以上的這些問題在全球南方特大城市中將更加突出。
對智慧城市這一範式最深刻的批判談到了一種主導性的敘事，反映了西方社會的範式——特別是技術官僚和新自由主義話語，即將智慧城市與技術性的解決方案聯系起來👩🏽🎓。此外，這種敘事也被一些擁有技術和數據的大公司所大力宣揚。與此同時，Bibri認識到“智慧生態城市實現其烏托邦式抱負的能力受到復雜實踐的現實和利益驅動的新自由主義規劃和發展方法的限製”，這些實踐僅僅面向相對較小的具有高購買力的人群🤖。這種對特權群體的偏見存在於許多定義中，這些定義中提到的城市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果斷👩、獨立和有意識的公民，“具有強烈的創業精神”🔭，“擁有大學學位的成年人口”，尋求“繁榮和影響力”。
智慧城市的範式並沒有對這些批評無動於衷🗳。在對智慧城市文獻的梳理中，Echebarria等人確定了三個視角🧏🏿♀️。技術中心和技術樂觀視角是上述批評的理想參照。在這一視角下，智慧城市是一種專註於硬基礎設施🚶♀️➡️、整體城市規劃和控製的需要以及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方向的範式。
協作方式的視角強調以用戶為中心的合作👩🏽🍼，以及不同城市行為主體網絡之間的夥伴關系。這是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動態機製之間的中間視角，同時在公共管理中使用利益相關者方法。然而，這種視角在高效管理和解決問題的同時，並沒有質疑現有的不平等和偏見問題。
最後是人文主義的視角，這一視角旨在將關於民主實踐和形成城市的人際關系的辯論納入範式。人文主義觀點的提倡者認為🦘，技術可以是一種使能工具，但不一定能夠為所有公民所獲得或者適應每一個人的需要，因此技術往往會加劇社會兩極分化🌇。此外，他們還指出大型科技公司的作用值得懷疑，它們忽視了數字和社會公平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技術可以通過參與性平臺、數字掃盲項目🔨、透明門戶和互動平臺來促進公民參與，為所有公民提供有意義的體驗。然而，在宣稱社會凝聚力、包容性和所有人的生活質量的重要性與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在現代資本主義中，大公司的利益在於沒有公民參與或審議的情況下推動快速且可執行的解決方案🏇🏼。智慧城市範式的人文主義視角宣告了市民——城市居民的重要性⏬，但沒有提供實現這一理想的具體策略🎅🏼。參與和建立社會資本需要時間💵，需要暫停，也許還需要一個新的開始。而這就是“慢運動”和“慢城市”項目的中心思想🦇。
慢城市
“慢城市”項目是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慢食物運動”更廣泛理念的一部分，後者是反對全球化👩🏿⚖️、工業化農業和快餐業的一種表現形式。“慢運動”有很多種形式🕦👳🏽♂️，如慢旅遊🎪🥟、慢時尚或慢民主🪖。所有的這些運動都拒絕對速度的崇拜👳🏻♂️，因為這導致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侵蝕和自然的毀滅。“慢運動”的主要觀點認為人們已經失去了對社會、技術或政治變革的民主控製☆，而要重新獲得這種能力，就必須回到甚至只在地方網絡的參與式的實踐中去，以及必須減慢生活的節奏。社會加速還產生了不平等，造成一些與全球網絡和新技術發展聯系較少的部門被排斥在外🤽🏻♂️。
在這種背景下，“慢運動”表達了一種後資本主義範式💃，並將競爭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與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之間的內在沖突考慮在內。雖然科學和技術對思考解決方案很重要，但它們不能取代規範性變化：即從物質價值到後物質價值的轉變🏃🏻♂️➡️。可持續發展需要生活方式的改變和主動的自我簡化，擺脫消費社會下的過度束縛。
慢城市運動誕生於1999年的意大利，當時“國際慢城市聯盟網絡”也宣布成立。如今🪱，該聯盟在33個國家擁有287個成員城市🧜🏻♀️🔙，主要分布在歐洲和亞洲。根據2020年發布的慢城市宣言，慢城市運動在城市生活中尋求人文主義的重生🍱👯，“城市裏有豐富的廣場、劇院👨🏻🌾、車間🦗、咖啡館👷🏿、餐廳👨🏿⚕️🪵、精神場所、未受破壞的景觀和迷人的手工藝人，在那裏我們仍然欣賞緩慢、仁慈的季節交替，他們有地道產品的節奏，尊重美味和健康👂🏽，尊重儀式的自發性和生活傳統的魅力😈。”。
除了這種看起來有些懷舊的方法，慢城市聯盟也是一個根據7個方面的指標對城市進行認證的協會🂠：能源和環境政策；基礎設施政策；城市生活質量政策👡；農業、旅遊和手工業政策；接待政策💒；意識和教育；社會凝聚力和夥伴關系。從環境的角度來看🧜🏽🧑🏻🦽➡️，成員城市應該是綠色🗂、緊湊和可持續的🛢。從社會的標準上看🧊，尋求創造開放🦸🏼♀️🪬、恢復性🦻🏼、包容性和參與性的城市🛀🏿。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他們必須具有生產力、創業精神和競爭力😣。此外，通過良好的管理實踐，城市政策應促進創新和彈性化。
圖1 慢城市vs.快城市
圖2 中國四川的慢城市
社區的介入不僅對參與性規劃有著重要意義♎️，對於可持續和有意識的生產和消費、維護基礎設施和保護歷史記憶同樣也至關重要🉐。Pink和Lewis稱其為間接行動主義，以日常實踐✊🏽、生活方式和基於消費者的公民身份為基礎。即使慢城市作為一場反對全球化的運動而出現，並尋求重新評估當地的價值，但同時也是一個致力於在競合理念下合作的全球城市網絡💇🏼♂️，它通過共同努力促進“慢哲學”👩🔬、區域發展和城市振興的資金采購。
可持續性是慢城市政策的核心。對本地經濟和消費的強調旨在減少碳足跡，同時減緩社會生活有利於循環經濟的實踐😐、當地糧食的生產和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此外，綠色空間的整合、對基礎設施的關心和公共空間的改造均尋求促進共存和社會凝聚力👨🏼🔬。在國際慢城市網絡的成員城市中進行的案例研究已經證明了這種模式的優勢🧑🦽，包括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公民更積極地參與城市政策的規劃和管理，回收、再利用和一般環境保護的可持續實踐🔢，以及由於當地經濟和旅遊業的重新激活而提高的就業率🎫。這些案例同樣也揭示了一些在城市發展中實施慢城市的思想所面臨的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變革的抵製和人群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人們與城市管理者和當局之間的利益沖突；國家層面上的法律和行政障礙；全球化的壓力；甚至是由當地發展推動的移民動態，其促進了住房和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
轉向智慧的慢城市
上述兩種模式已經適用於城市項目🤜🏻📼，其中環境可持續性是中心問題。智慧城市的倡導者從人類中心主義的範式出發，設計新的技術解決方案🚶，以更有效地管理資源😄，特別是能源。這些解決方案遵循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其基礎是通過科學和技術為人類服務來支配自然。他們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技術答案，但卻不質疑問題的起源或問題本身對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影響，如智慧城市理念下居民的隱私或自由問題。在全球南方的特大城市中🏮，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對社會凝聚力日益減弱的問題視而不見，這會造成一種不需要市民自覺參與或合作的城市集中管理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智慧城市保證了環境的可持續性，但是卻忽視了社會的可持續性。
慢城市代表了反對競爭和過度消費的後資本主義的範式。因此，它解決的不僅僅是環境可持續性的問題。例如，在一個許多傳統工作將被自動化替代的社會中，生產力的概念必須重新定義🦹🏽♂️。正如Hautamäki等學者所言，價值的生產將不再用經濟來衡量，而是用社會性術語來衡量，通過產生後物質的商品如社會凝聚力、合作或正義的人們之間的互動來衡量💖。即使從環境可持續性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更為全面和綜合的模式🚣🏽♀️，因為它不專註於能源資源的管理，而是融合了循環經濟的所有原則，並在城市內重新引入了糧食生產📸。
對於超大城市來說，智慧城市的模式似乎更有吸引力，因為它促進了對基礎設施的技術性控製🖨。然而，超大城市同樣需要一種機製來創造社會凝聚力，尤其是對於移民人口形成的超大城市🐒。實際上，慢城市模式並不排斥技術解決方案，而是尋求加強社會凝聚力，這也是為什麽這一模式能更好地應對未來超大城市的挑戰。
在考慮全球南方城市的未來時需要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慢城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適用性👳🏻。慢城市的思想並不要求人們依附於特定的價值觀🤵🏽♀️；相反🧔🏻♀️，它提議回歸當地傳統🏜；呼籲基於“真實生活價值”的發展🧙🏿，但同時並不定義或列出這些價值👏🏽。這一思想中提出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新型關系，意味著打破猶太—基督教關於主宰自然的願景，並與非西方世界觀之間相互兼容🤛🏼📟，如Wang🧑🏿🔬、Brown和Jeong等學者的研究所證明的那樣。作為一種後資本主義範式⏳，慢城市允許城市化進程與在城市內部產生排斥和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相脫鉤。
智慧城市範式的支持者可能會辯稱💂🏼♂️，慢城市的思想很難適用於超大城市的動態機製。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慢城市項目已經在中小城市付諸實踐。與此相反📺，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並不是統一實施和建設的🧏，而是從特權區先開始🕳，這些區域已經擁有了技術性的基礎設施，其中主要居住著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此外，對於慢城市，最佳實踐的研究和記錄都證實了該模式對城市不同空間維度的適用性，包括城市中的“慢區”。因此，當前城市向慢城市轉變的動力機製與智慧城市的逐步實施並無不同，因而也完全適用於超大城市。
圖3 在快節奏的城市中慢下來
最後，盡管智慧城市和慢城市的範式在城市政策上截然不同🧙🏻♂️，但它們在一些實際解決方案中是可以相一致的，特別是在綠色技術方面🦊。智慧城市範式下從技術中心到人文主義視角的演變👮🏻♀️，也映射出對社會生活減速的需要。對公平、社會凝聚力和基於共同生產的經濟的關註表明，應對未來的挑戰需要的遠不止智慧城市。明智的城市必須是可持續未來的選擇🔇💲。
(作者，Marta Ochman，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學社會科學與政府學院研究員👈🏻。本文節選自恒行2-拉美大學聯盟2022年度研究報告《南方國家特大城市的治理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