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城市化
目前世界上有33個特大城市(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其中6個位於拉丁美洲(墨西哥城、聖巴勃羅🎽、裏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利馬)。拉丁美洲也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該地區城市發展不斷轉型的過程與我們的殖民地歷史，以及移民🌹、20世紀下半葉的工業化和全球化早期階段的影響等密切相關📆。這些“地方背景”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圖景🦴，我們不僅可以了解這些地區不斷變化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發展，還可以了解在這些地區城市人口的變化及人口在城市區域中的流動。要想在這些地區實施有效政策和城市治理結構👨🏽🎤，就不能忽視這些現實🚴🏿♂️。
城市化被認為是人口集中在某些生活住區的過程。這一過程與社會的現代化和工業化一起，成為20世紀最具特色的社會現象👲🏼。城市化進程首先發生在工業化國家🤍🙎🏿♂️，改變了生產方式，推動了人口從農村到工業城市的大規模遷移。這一進程還蔓延到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在這裏也可以稱為“全球南方”)💪🏻，推動了它們在特權飛地中的城市轉型🧖🏿♀️，這裏出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兩極分化，以及土地產權和社會不平等日益擴大🍹。
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比在世界其他地區更加明顯，導致了具有鮮明特點的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大量逃離戰爭的移民流動以及高人口增長率導致城市人口增加，該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成為一種非常突出和不可阻擋的現象。拉丁美洲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造成了大都市的集中💵，其國土空間中社會製度的不公正也顯露出來👩🦼➡️。
拉丁美洲是地球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區👨🏽🚒🏄♂️。如今，該地區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82%以上，預計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90%。因此，該區域的城市顯示出經濟活動的高度集中，但同時也呈現出高度的不平等、失業🏄🏽♂️、不安全、環境汙染、缺乏住房和公共服務不足等問題。
盡管該區域各國之間存在差異，但城市化發展有三個主要特征：住房的非正式性和不穩定性，逆城市化，及由商業化和社會、公共和私人行為者之間的不對稱關系組織起來的城市治理結構*️⃣🧁。換句話說🗂，拉丁美洲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城市空間生產方式的結構性問題🟪，影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並形成了多重不平等的城市體製。在某種程度上🏊🏿♂️🧓🏿，一些人認為獲得住房是私人問題，應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待住房政策。在許多情況下，城市社會政策被認為是對某些公共服務領域的局部改善。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碎片化不僅作為一種城市形態，而且作為一種公共和私人力量相互交織的具體策略🙅🏽♂️。
雖然很難將拉丁美洲國家特定城市進程和問題放在一起👨🏿⚖️，但我們可以將歷史上形成的一些城市形態進行歸類。Borsdorf和Segura提出了一個對拉丁美洲大城市的城市化過程進行類型學劃分的建議🦄，該過程經歷了四個階段：
(1)緊湊城市：這具有殖民地時期的特征，其中心在主廣場。由街道網格組成，房屋與中心廣場的距離表達了居民的社會地位，從中心到城市邊緣逐漸降低🤱。
(2)扇形城市🎪：快速城市化第一階段(1820-1920)的特征，其典型的空間結構原則是線性結構形成的空間區隔☮️𓀌。同時在城市入口附近建立了第一個工業區。
(3)兩極分化的城市🌉：這是快速城市化第二階段(1920-1970)的特征。在這一時期，由於工業化進程和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外流，富裕城市和貧窮城市之間的顯著對比得到了鞏固，並通過國內移民流動造成城市人口迅速增長。
(4)碎片化的城市：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義經濟動力通過社會空間結構的原則表現出來，其特點是社會群體之間的距離縮短，壁壘和安全設施激增👩❤️💋👩。
圖1 社會空間形態的三種類型
通過對城市空間的主要結構和組織的研究，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角度考察該地區城市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如何根據行動者、具體行動過程以及所采取的具體行動來表達空間結構的變化。當前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正日益受到非政府社會力量的批評質疑。
非正式住區和城市內的差距
關於非正式住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這一現象的特點是發展主義政策的興起🐽。這些政策認為🐲，一旦被他們視為“剩余”的人口被納入“新現代性”的生產體系，“非正式住房”的社會問題就會消失👩🏻。
事實上👣，進步的“神話”並沒有實現預期的增長⏭🧒🏿，卻導致了城市地區和城市邊緣地區的兩極分化和過度城市化等，產生了一種加劇了公共服務和勞動力市場邊緣化(城市差距)和逐步惡化的土地產權解體的情況（註🧑🏼🤝🧑🏼：土地產權解體是在時間過程中不同社會主體對其土地領地的建築權逐步消解的現象）🫙。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向國際資本(FDI)開放和國家作用的快速削弱，相繼實施的政策只是惡化了社會經濟狀況。
另一方面🆚，1980年代標誌著拉丁美洲貧困的“民主化”🧗🏿。在這一時期👩🏻⚕️⛔，通過占領土地形成民眾住區的現象比較明顯，這在該地區幾個國家中是一種新的做法。
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模式被實施☂️，加劇了大型社會群體岌岌可危的社會經濟狀況👨🏻🦼。這一時期，在所謂《華盛頓共識》的規定下，采取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城市產生了巨大影響，引發了公共服務(水和衛生設施、天然氣、電力❓、電話、鐵路和地鐵運輸🕘、高速公路💂🏻♂️、郵政服務等)的私有化進程，最終導致赤字和昂貴的服務🧉。這種情況因城市社會最弱勢群體的失業率不斷上升以及勞動力靈活性政策的發展而加劇👩🏻🌾，這些政策造成了社會結構在各個層面的脆弱性。
然而，住房的非正式性不應該僅僅從大眾階層的“住區”的角度來理解。在這個意義上，Segura重申了拉丁美洲背景下非正式性的理念和城市屬性。Ananya Roy註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歐洲和北美國家的城市力理論使非正式性變得不可見，即使是那些關於空間生產的重要理論也往往忽視這一先賢。國家在這些城市非正式化過程中的作用也值得註意🧑🏿🏭，這是大多數城市規劃和管理政策的關鍵因素🫔。在這個意義上，Ananya Roy 和Segura都認為在思考非正式性時存在三個假設：
(1)非正式性並不意味著國家本身的缺席，而是國家存在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國家決定了什麽是非正規的👎🏼🤸🏿♀️，什麽不是。在許多情況下，非正式的恰恰是國家和政府開展城市運行的工具。
(2)非正式性不是傳統的或前資本主義的殘余🫳🏻。相反✌🏿，這是一種日益普遍的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形式，它再現了不平等的地理狀況，擴大了貧困差距。
(3)非正式性不是同質現象👨🦯➡️，存在內部的分化。非正式性並不局限於邊緣空間，而是私營城市企業的具體特征🧚🏽♀️。
事實上👲，在許多城市地區🎭🕴，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劇👨👨👦👦，這意味著低收入群體將越來越被排除在就業機會、基本服務、住房👶🏽、政治代表權❗️、社會和法律保護以及娛樂之外。城市貧困使個人和社區都感到無能為力和脆弱🧑🏽🦰。此外🧑🏻⚕️🧚🏿♀️，事實表明，接連不斷的國際宏觀經濟危機對全球南方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在那裏，復蘇的可能性總是更慢🙍🏼♂️，成本更高💁🏻，並導致社會差距擴大。這種情況也表現在拉丁美洲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危機中。
根據2016年Techo組織對阿根廷非正式住區的調查，當地至少有2400個非正式住區，居住著65萬家庭戶🤎。也就是說，在所調查的11個省級地區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不穩定的環境中，而這些地區涵蓋了全國67%的人口🧎🏻♂️。
圖2 阿根廷非正式住區的基本情況
數據來源😝🌠：Techo組織
但首先我們必須強調，非正式住區的概念包括兩種類型的空間占用:一種是貧民窟或應急住宅，另一種是居住點。雖然兩者都有土地保有和占有的非正式性，但我們必須澄清它們的特殊性。
在這個意義上🧙🏼，Cravino根據以下特征描述了貧民窟:
(a)它們產生非常不規則的城市地塊🕵🏿。換句話說，它們不是塊狀的街區，而是由錯綜復雜的走廊組成，車輛一般無法通過💃🏽🟣。
(b)這些房屋是用廢料建造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居民建造了他們的磚石房屋☄️，但仍然是沒有城市規劃的赤字住房。
(c)人口密度高。
(d)相對於生產和消費中心，它們通常在目前土地稀缺的地區有一個好的位置。
(e)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他們在財政所有的土地上定居🤛🏼。
(f)定居者最初認為它們是臨時的棲息地，期待著“可能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一般不會實現😈🧛🏿。
(g)居民是低技能或非正規工人。
(h)其居民被周圍社會汙名化🕥。
Cravino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開始發展一系列具有自身特點的住區。這些新“居住點的特點是：
(一)他們的布局往往是規則的和有規劃的🧔🏽♀️👦🏽，類似於通常在土地市場上以網格的形式出售的地塊。
(二)居民認為這是短期和中期的改善，而不是暫時的解決辦法(如貧民窟的情況)。
(三)他們一般是集體組織起來的🎊🏧，有事先的戰略(獲得地籍數據，組成一個小組開始征收👉🏼，尋求附近組織的支持等)。
(四)它們大多位於私人土地上。這些土地通常是垃圾場💗、草地或被洪水淹沒的土地，因此土地所有者沒有興趣或可能對其進行經濟開發🏠，或者為此遭受監管限製📁🌶。
(五)在土地被入侵後🔼，他們立即尋求與國家調解土地的“合法化”，聲稱有機會支付土地費用並擁有土地🚴🏻♂️。
在這兩種情況下(貧民窟和定居點),我們看到類似的動力在促進非正規住區的存在方面發揮著作用：從國內其他地區向大都市地區的內部遷移過程；一個需要密集的人力資本，但無法為這些新人口提供足夠的生活手段的發展過程👩🏻；不能妥善解決住房需求的城市組織🙎🏻♀️，而國家，如前所述，也提出了一種“非正規”的解決方式🤽🏿。
圖3 城市內的差距
資料來源🙍🏽：阿根廷政治
非正式住區發展的具體策略
根據一些多邊機構(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移民組織等)的預測🎴，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南部)的城市化速度正在加快。自建非正式住房是一種經常出現的類型並已占拉丁美洲已建住房總量的32%。這些挑戰從根本上取決於城市管理的質量以及各國製定的國家和地方政策➜。
全球南方非正式住房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如上所述的低收入👨🏿💻，因此家庭支付土地或住房的能力有限；地方政府缺乏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沒有能力預測🤳🏽、闡明和實施精心設計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以及獲得住房和土地的非正式住房戰略(非正規城市化的私有化)的發展，所有這些都對不穩定性的增加產生了影響🤜🏽。
在這方面🧯，全球南方國家提出的非正式住區發展的主要戰略如下：
(1)對貧困社區的社會經濟服務和安全進行基本改善(城市升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類型城市住區改造項目的發展需要采用一種參與性的👩🏼⚕️、全面的和財政上可持續的方法，並與受影響社區一起製定解決方案。
(2)規劃個人財產所有權管理的方案。這些方案通常成本高，持續時間長😸，但如果伴隨著其他住房改善項目🪧，它們在幫助減少非正規性方面是有效的🧉。其他方案旨在促進各種形式的橫向產權和建立特殊社會利益區，作為保護該地區免受“城市貧民”侵害的一種方式🧑🏿🚀。
(3)旨在通過地方政府的公共行動增加土地價值的項目被用於資助該地區的基礎設施。這些行動需要一個非常積極的政府，有技術和政治支持才能成功。這還需要培訓能夠開發城市經濟項目的專業人員。
(4)租賃住房支持計劃(特別是在低收入市場)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的措施。政府要認識到在非正規和正規市場上租賃房屋的各種可能性，並製定一個結構完善的補貼計劃，以避免產生傷害那些服務不足人群的扭曲現象。
改變新自由主義城市
我們的主要思考將涉及新自由主義城市,或那些規劃被大眾目光和國家行動淡化，屈從於全球化和市場需求及要求的城市🧘🏿♂️。如Ladizesky所言，我們目前正在見證新自由主義城市的建設，即全球化企業的城市，那裏充斥著企業的明星摩天大樓和統治階級居住的高塔⌚️。另一方面，它被混亂的工業外圍所包圍，這是一個被高速公路一分為二的無政府地帶👩🏻🎓，主要由勞動人口居住，在這裏，大片簡陋與舒適的住宅區交替出現，這些住宅區建在填滿景觀的土地上🙇，靠近高速公路，配備有各種集體設備🫵🏻。
新自由主義城市(NLC)側重於高速公路和道路走廊的城市規劃，以及私營公司對基礎設施和城市服務的開發。在當前🫷🏼，新自由主義政府只在確保可治理性或有利於私營部門的必要程度上給予社會補貼。只有在選舉期間，通過小型但廣泛宣傳的社會設施的落成，郊區的貧困問題才會凸顯出來。
拉丁美洲大城市(和不安全的城市)的發展明確揭示了巨大社會差距的存在。同樣，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城市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我們發現了“堅固的城堡”(富裕階層的私人住宅區)，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了貧窮的貧民區，以及在貧民區之間有私人保安的封閉式社區。這種現實反映了社會邊界的存在，它破壞了人們對平等的渴望😲。
新自由主義支持開放市場，競爭🆗，和解除對國家行為和任何社會團體的管製的理念👨🏿🔬。伴隨這一現象的是基於減少幹預和公共國家投資的城市管理模式的變化。這將私人資本置於城市發展和配置的中心👨🏿🦳，同時刺激了城市生產中新自由主義動力的發展。因此🙋🏽♀️，國家不再在領土上采取行動✉️，而只是履行作為城市空間轉型的調節器和推動者的輔助角色，而城市空間從根本上受到帶有強烈私有化傾向的商業戰略的控製👨🏿🍳。國家退出和私營企業所發揮的作用的雙重影響促成了一個城市地理格局的形成，其巨大的差距導致了非正式住房的增加。一方面是更發達的地區🚍👳🏼，就預期收入而言對資本投資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不受重視和沒有任何資金來源的邊緣化地區🧗🏿♀️。
最後👳🏿，針對拉丁美洲城市的城市化，本文發現了城市化過程的共同之處，和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心分配的解決方案。在這些場景中，我們發現作為殖民地的過去和與前大都市的關系不僅是發現這些共同領域的關鍵因素，也是分析獨立後以及過去和現在幾個世紀在這些國家發生的延續和變化的關鍵因素🙍🏼♂️。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轉型、城市發展和社會變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特大城市“城市環境”中具體問題方法的概覽，通過縱向(國家內部不同級別的行政管理)和橫向(各級國家之間的聯合舉措)治理藝術的實踐實現合理替代方案。
（作者Laura Bogado Bordazar📨🧘♂️，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系主任，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Juan Cruz Margueliche，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國土開發碩士學位主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員🧖🏽👰♀️；Camila Vallefin💨，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Diego Riddick🤜🏿，阿根廷拉普拉塔國立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秘書🖕🏿、研究員。本文節選自恒行2-拉美大學聯盟2022年度研究報告《南方國家特大城市的治理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