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初始，常聽父母提起一位滬上有名的慈善家🙏🏿，是張家的親戚。童年的我不知這位“黃家公公”叫什麽名字𓀉，也搞不清有哪幾位張家長輩與黃家結親，只是頗為好奇地發問，“慈善家”是什麽樣的人👨🏼🔧？為什麽那麽受人尊敬？但在激進與蒙昧壅塞了頭腦的青少年時代，老城廂的家族與所有沾親帶故的往事漸漸從我的記憶中丟失。
好像歷史有緣。時隔近七十年，包括黃涵之在內的上海慈善家被阮清華著《慈航難普度🏌🏽♂️：慈善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召喚回來。
流行多年的“現代化敘事”雖已受到批評⌛️，近代上海慈善史研究仍多取徑於此👷🏿♂️🤦。這本書著墨的“傳統”，不是去刻意渲染近代上海慈善組織之傳統因素，或過分誇大老上海地方精英興辦慈善的“豐功偉績”👁🧑🏻🌾，而始終圍繞著起自老城廂的民間慈善組織如何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相遇共生這一主題，發掘調適與創新中的堅守與傳承✦。書中揭示✊：傳統的民間慈堂善會一方面主動適應急劇變化中的社會樣態、情勢與結構，廁身其中並再造自身，一如書中論述的“庚子救援”、模範工廠遊民工廠的創建🦹🏿♀️，皆是傳統慈善組織賑濟施善的新嘗試與現代經驗的借鑒吸收©️；他方面🎅，傳統路徑與方式在籌措資金、善舉內容以及解決權益糾紛等方面均有沿襲，尤其是與都市社會發展相匹配的民間慈善資金的網絡化👨🏿🦱，其由內而外“三個層次”組成的“同心圓”結構🪮，依然與費孝通提出的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頗為相似。而堅守這份傳統的🚴🏽♀️，不只是數百個上海民間慈善組織中的那些“百年老店”👨🏽🏭🕛，也包括眾多的“後起之秀”🎀。那群老城廂的創業及後繼者🥤，亦不斷地與“大門口的陌生人”結盟，聯合各路善人善會，繼續執滬上乃至全國民間慈善事業之牛耳，並在五方雜處、閱歷各異、身份有別的慈善家群體中不斷地再塑自己。
討論民間慈善事業7️⃣，另兩個繞不過的問題是“國家與社會”以及公共範圍（public sphere)或“公共性”。雖然數十年前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即中國不存在哈貝馬斯所定義的“公民社會”⬆️，但並非不存在官方及民間皆參與的“公共領域”與自治組織工具；許多學者也認同國家與社會的“未定邊界”及“彼此嵌入”的主張，然而，對社會“自主空間”和“底層反抗”的優先關註或著力過猛🧑🏻🔧，還是導致不少探討民間社會的史書墮入“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陷阱🏊🏽🍋。《慈航難普度》則立足於民間慈善活動實態與動態的細致描述，善團與政府間彼此警惕、控製與反製、依存與合作♾，行善者與被施者的共存與沖突、事願相向與相悖均得到充分而生動的展現，國家行政☛🤌🏿、民間慈善組織、受施與索施的弱勢群體三者關系的張力與限度，清晰地揭示出來📢。書中第六章“慈善與產權——‘寄柩所風波’”的敘述與分析，尤發人深省。在這個蘇北難民搶占“鬼屋”的故事裏，維權與侵權、公產與私領、“莠民”與“義民”、“勒遷”與“拒遷”，充滿了善會寄柩所、市政廳及其下屬機構🧝🏿♂️、蘇北難民三者間的來回撕扯，論辯博弈，幾近暴力邊緣。事件之結果，蘇北難民的侵占行為得逞💹，“弱者的武器”確乎有效，但正如書中所論：“寄柩所風波”既是難民自我表現🚧、自我肯定的形式，也是地方政府🚣🏿♂️、地方精英與底層民眾的一種“合謀”。唯其如此➾，才可能出現三方雖有長時間的逼迫🍨🦸🏿、勒遷與反抗，卻依然維持基本相安無事的結局。難民的表達，正是借助與精英的“合謀”🙇♂️，才得以實現和留存，盡管這種合謀是在三方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底層的表達正是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中得以產生並影響事態發展，也唯有在此意義上他們的表達才有可能。
盡管像這樣的“合謀”與“相安無事”在近代上海慈善史上並非個例🥷🏼，但更多的是平靜表象下的暗流湧動。作為“善人之網”的群眾基礎🧗🏼，受施者轉身成為消弭、瓦解甚至破壞慈善網絡的力量；政府管控的失度，一方面縱容或激化底層民眾的反抗情緒，另一方面也抑製了民間慈善家的積極性。而從傳統蛻變而來的慈善家們，面對大眾媒體動輒曝光揭短📭，甚至無端譴責🌆，極為不安與無奈🧜🏼♀️；面對來自政府機關促其法製化🍺、規範化的各種條條框框🧔🏿♀️，繁瑣復雜的程序，更不勝其煩，興建慈善組織的熱潮漸漸消退🤩。由此，“慈航普度”之難留下了一個頗具現實性與普適性的世紀詰問：“這個度在哪裏，需要雙方不斷對話，不斷試錯，而後才可能找準📏。但若政府過弱，監管可能流於形式；政府過強👈🔪，‘民人無以置喙’🫴🏻，則可能兩敗俱傷🤼♀️。此一難題🧑🎓，時至今日，依然值得深思✥，更值得繼續探討⇾。”
掩卷沉思，借用呂芳上先生之語來結束此文：“要知道歷史的傳承有如父母子女，父母給子女生命，子女要回饋的是生命的意義🔣。”確合此言，這部書承載的是一個新上海人對故土鄉親父老養育之恩的深情回報👩🏻✈️，捧出的是一份對遠去都市與老上海慈善家風雨普度的厚實回饋。
（作者為恒行2平台原黨委副書記🤾🏻♂️、華東師範大學原黨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