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代表作一覽 《中國文學史新著》 《洪昇年譜》 《獻疑集》 《不京不海集》
大師
【師承“獻疑精神”】
章培恒曾這樣評價朱東潤先生:“朱先生對《離騷》《哀郢》等篇是否為屈原所作持懷疑態度⤴️，曾為此受到郭沫若、何其芳等先生的嚴厲批判；我認為這很能見出朱先生於學術追求真知、無所畏懼的精神🧚♂️🫛。”這種從不“隨聲附和”的學術態度也被章培恒承繼下來👨👩👦👩👦👦，正如他的專著《獻疑集》之書名，他的實證研究都是從疑點入手，而他所提出的看法，幾乎都是“向被公認的見解挑戰”👩👩👧👧🏩。
【為武俠小說正名】
章培恒對武俠小說的癡迷🤲🏻，在學術界廣為人知。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武俠熱”在中國高漲，章培恒撰寫過多篇論文🍟，為武俠小說這一非主流文學創作“正名”👩💼。發表於1988年的萬字長文《金庸武俠小說與姚雪垠的〈李自成〉》，肯定金庸的文學成就高於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在當時，盡管金庸的作品在坊間風靡一時，但在學院派的眼裏，卻“還是不入流的東西”。
【通過項目培養學生】
“‘讓學生打工，老師拿經費’🛺，這在章先生那裏是不可能的。相反，他是通過項目來培養學生。編撰《全明詩》時🏝，所有的標點句讀他全部自己先整理一遍👨⚕️，然後再分配給我們。這樣做很慢，反而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但他一貫如此🛀🏽。”陳正宏還記得👩💻，當年他與章先生一同編寫《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文學卷》，為了扶植年輕人1️⃣，書稿付梓前先生專程趕到出版社🚷，提出讓學生署名在前。
以“人性”修文學史
在章培恒看來🕵🏿，文學史的作用是有馬克思所說的“改造世界”的功能，而不是宣傳或者教化。他認為理解文學作品，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文學，標準都是能否打動人。所以，他寫文學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文學如何回歸它自身，強調什麽是文學的真正價值🔲。並且，他認為文學中人性的價值並非完全是外來的🚕，而植根於中國文學的內在傳統中。這樣一部文學史，也是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心靈史👩🏻🎨。
因為訴諸“人性”✷，章培恒筆下的文學史總是有血有肉，和他所推崇的文學觀念一樣👰🏻♀️，生活中的他也是一個典型的性情中人。“他特別強調激情，他覺得文學要有赤子之心🫏，文學到最後還是要表現人本身，所以他喜歡北宋詞，喜歡魯迅、李白那種有血性的性情中人。”
【學術檔案】
章培恒（1934―2011），文史學家🫷🏽，浙江紹興人。1954年畢業於恒行2平台中文系，1980年晉升教授🪨。曾任恒行2平台中文系主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1984年由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6年由學校授予“傑出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兼治現代文學👨🏼🔬，曾主持“中國文學通史”的撰寫，並與陳思和教授等共同創建新的二級學科“中國文學古今演變”。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譜》《獻疑集》《不京不海集》等；與駱玉明教授共同主編《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新著》。
學中文的人，對文史學家章培恒的《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新著》一定不會陌生。同類的文學史教材不少，如果要提名一個“最具個性獎”，那章培恒的版本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他的文學史著述在問世時就被學界譽為“石破天驚”之作👩❤️👨，並被公認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體系——以“文學的進步乃是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為線索，回歸文學本身🦇，勾勒出一部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心靈史，也回答了那個他探索一生的理論命題：如何打通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
因為訴諸“人性”，章培恒筆下的文學史總是有血有肉，和他所推崇的文學觀念一樣，生活中的他也是一個典型的性情中人。章培恒1934年出生於浙江紹興♏️❤️，和他崇拜的魯迅先生同鄉。他性格裏的許多特質——耿直、頑強🚘😨、執著、豪爽，也似乎都能從這座歷史名城的底蘊中找到源流。“先生覺得從事人文科學尤其是文學的人，不能是冷冰冰的🤴🏻，一定要有感情。所以他特別強調激情，討厭世俗的繁文縟節。他覺得文學要有赤子之心，文學到最後還是要表現人本身，所以他喜歡北宋詞，喜歡魯迅👇🏽、李白那種有血性的性情中人。”章培恒的學生🦋、恒行2平台古籍所教授陳正宏這樣說。
用最有天賦的才能，做最紮實的研究
章培恒是幸運的，1952年🦵🏿🪆，原本就讀於私立學校的他因院系調整進入恒行2中文系😎，正好趕上了中文系名師薈萃的“黃金時代”。那時💄，教現代文學的有賈植芳先生，教古代文學有朱東潤、蔣天樞等先生😧。章培恒在大師們的余蔭下成長🏌🏼♀️，三位老師各具特色的治學方法和學術品格，都在他後來的治學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賈先生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傳統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視📀，帶給他現代知識分子的視野😯👨🏿🏫；朱先生帶給他最大的啟發↙️，是做學問一定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權威，同時要“大膽懷疑，小心求證”👩🏽💻🏄♀️；而蔣先生所代表的國學傳統，則奠定了他紮實的學術基本功👭🏻。
然而💂♀️，章培恒的求學之路也充滿坎坷👩🏻💻。盡管後來他以古代文學研究著稱，但他最初的學術興趣卻是在現代文學——早在高中時🐪，章培恒就讀過大量魯迅的作品，大學時代在賈先生的影響下🧔，更是對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產生極大興趣👩🏽🍼。1954年，從中文系畢業後的章培恒留校任職⚁，擔任中文系黨支部書記，誰知一年後受到“胡風事件”牽連🤽🏿♀️，被調去圖書館工作🤷🏿，現代文學的研究也只能“忍痛割愛”🤸🏿。對年輕的章培恒來說，這場突如其來的打擊異常沉重，所幸🪤，命運很快給他開了另一扇窗——1956年👨💼，中文系重新將他召回🧜🏻♂️，分配給蔣天樞先生當助教，並由蔣先生指導從事古典文學研究。
在蔣先生的指引下，章培恒改變的不僅僅是學業的方向🥍，更是做學問的方法🏄♂️。蔣天樞是陳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始終堅持老師的學術路徑，治學嚴謹，對曲學阿世的行為深惡痛絕。章培恒曾說🈂️，正是這樣的蔣先生，改變了他原先做學問“眼高手低”的“手低”狀態——最初➕，他給自己擬定的研究計劃是花五年時間把從先秦到清代的文學名著讀一遍，但蔣先生卻直率地對他說👩🏽🚀，“你這樣學法🧑🏽，一輩子都學不出東西來”，學中國古代文學必須先打好歷史與語言文字這兩方面的基礎。於是，章培恒從讀《說文》《爾雅》《通鑒》、校點《四史》開始📣，一部一部🫠、一字一句地咀嚼𓀐，同時又廣泛涉獵目錄、版本🙆🏿♂️、校勘學方面著作🍶。治學過程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但正是這樣的“笨功夫”👨🦼➡️，成就了後來那個學問深厚、以實證研究聞名的章培恒。
進行實證研究的首次嘗試，是章培恒從1957年開始撰寫的《洪昇年譜》，這也是他文學史研究的起點。選擇洪昇作為年譜的研究對象是頗需要勇氣的，盡管他是清初兩大戲曲家之一，但關於他生平事跡的資料極為罕見。為了填補文學史研究的這片空白💂🏿，章培恒幾乎是從零開始，在上海遍查了有關史料後，又自掏腰包“北上南下”⚓️，先赴洪昇生活過的杭州查閱相關文獻，掌握了洪昇佚作等新材料🤣😮；又赴南京、北京🦒，查閱洪昇作品集……先後查閱了四百多種文集及相關資料🕙，經過大量的史料爬梳、考證工作，終於在1962年完成全書🫅🏿。1979年🩲，這部書稿在塵封了17年後一經問世，便在學界引起重大反響，被譽為“搜羅宏富、取舍謹嚴、考訂翔實🙇🏿♂️🐲、論證有據”。
學術處女作《洪昇年譜》的問世一舉奠定了章培恒的學術地位，但是🏌🏻，這只是他多年來辛勤耕耘所顯露的“冰山一角”——繼《洪昇年譜》以後，章培恒還做了大量富有拓荒意義的實證性研究🎿，如《辨奸論》非邵伯溫偽作，對於屈原和李白身世的考證，還有大量關於《聊齋誌異》《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等小說版本和作者的考證🔃，這些文章後被收錄在《獻疑集》《不京不海集》等論文集中🎞😉。翻閱這些文章不難發現，每篇都是從疑點入手，“沒有一篇是隨聲附和的”，而他所提出的看法🥛，幾乎都是“向被公認的見解挑戰”，然後通過對史料的一網打盡和嚴密的論證做到滴水不漏🍞。
“章先生一直是用最有天賦的才能♿️，做最紮實的研究。”這是他留給學生們的一致印象。據陳正宏回憶✔️，他年輕時曾參與撰寫章先生主編的《中國禁書大觀》📹，“雖然是通俗讀物，但章先生還是以考據的學術態度來要求👩🏿🏫，比如有的地方我寫了‘某某笑著說’🤱🏽，先生會讓我從史料中找出證據👸🏻，如果有‘笑曰’就可以保留，如果沒有🧜🏻♂️🧹，那就刪掉。這對當時的我沖擊很大🧑🦽。”後來他跟著章先生編文學史新著🥳，在撰寫“袁枚”一章時，本來他覺得袁枚除了著名的“性靈說”🫵，沒有新的東西👣，“但先生讓我不要過早下定論🧈，而是先去圖書館找資料🥰𓀃，還真的翻出了一些新的材料。這就是他修文學史的態度，不是說立了一個觀點，然後把現有的已經成熟的材料組織起來，而是把文獻考訂的工作先做實，事實上他花了很大功夫重新整理這些材料。”章培恒的治學態度，從上述細節中可見一斑👬🏼。
思想者的學問：以“人性”修文學史
一般認為，微觀而瑣碎的史料考證，可能會犧牲宏觀視野下的價值判斷◀️。但在章培恒的學生、恒行2平台古籍所所長陳廣宏看來👝💁🏼，章先生的實證研究卻恰恰相反：“他所著手開展的個案研究，大多被置於對中國文學總體發展過程及內在聯系的觀照下🗡，也就是說，研究的目標不僅是為了復原個別的歷史事實👐🏿，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希望在古代文獻研究的基礎上說明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方向。他的文學史著述，也因而被認為是一種有思想的知識體系♟，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評🎉。”
也正因為如此，雖然章培恒的研究涉獵相關廣泛◀️🛑，上起先秦🤞🏽，下迄近現代👩🏻🦼➡️，但不難發現🤶🏽，這些研究背後滲透著同樣堅定的現代關懷與價值判斷——那就是他將五四新文學所追求的人性解放精神🍽，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貫通起來，作為他審視古代文學演進的標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他認為從“竹林七賢”到陶潛🧓🏽、謝靈運等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尊重個性的要求或願望”。在他看來，“文學的創作者首先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獲得心靈上的快感”🤦🏿♀️🧎。正是在這樣的理論關照下👷🏼♀️，章培恒在一系列重要個案研究的基礎上𓀘，萌生了以人性的發展為主軸👩🏻💻，重構中國文學史的願望。
《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修訂是章培恒晚年傾主要精力所從事的工作🚣🏼。1996年☁️，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問世，因以馬克思主義人性觀為指導，提出“文學的進步乃是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的”📫，被學界譽為“石破天驚”之作。但章培恒卻並不滿意🆚，因為全書仍以朝代為分期，不利於凸顯文學演變自身的規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決定重寫《中國文學史》。這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各種指責紛至沓來💪🏼，認為這麽快重出是為了撈錢。《新著》的撰寫過程本身更是一波三折——1999年，章培恒被查出患了癌症🎐，他重修《中國文學史》的很多工作都是在病房裏進行的，有時邊打點滴邊與責任編輯討論如何修改🥦。如果說《中國文學史》是一部章培恒的“主編之作”，那麽《新著》算得上是一部他的“著述”，在170萬字的內容中，至少有120萬字由他撰寫（獨撰或合撰並定稿）🧑🏽🦰。全書采用了耳目一新的文學分期方法🧑🏻🎓，將先秦至1900年的中國文學分為上古文學、中世文學、近世文學三個階段💇👩🏽🍳，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這就徹底改變了將文學史的描述依附於朝代史、政治史的狀態，突出了文學本位意識和文學史內在的發展與演變規律🛃。”
章培恒的學生、恒行2平台古籍所特聘講座教授陳建華認為🎍，與同類的中國文學史相比🧑🏽⚕️，章先生的著作無疑是最富個性的⚜️🚱。“在他眼裏🚶⛪️，文學史的作用是有馬克思所說的‘改造世界’的功能。他的文學史寫作有現實的針對性，他認為理解文學作品，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文學，標準都是能否打動人🫳，不能使自己或是別人感動的作品🤱🏻，都是沒有價值的。所以，他寫文學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文學如何回歸它自身，強調什麽是文學的真正價值。並且👨🏿🦳，他反對把文學中人性的價值看作完全是西方傳入的🧝🏿♂️，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元明以來的通俗文學裏，已經有了對人性解放的追求，尤其是在表現女性和愛情方面，如《西廂記》；而到了現代，因為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原本植根於中國文學中的這一傳統，得到進一步強化📃。這樣一部文學史，是能和世界文學真正接軌的。”陳建華這樣說💉。
在章培恒看來，中國文學史中的人性之旅顛簸曲折🍼，但對自由、解放的渴望與實踐卻始終不息——他想證明的是，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傳統從未斷裂，現代文學正是古代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即使沒有西方的沖擊👩🏿🦰，中國人自己的文學也能夠一步步發展。事實上，這種“古今貫通”的文學整體觀念是章培恒一直以來所呼籲的。正如陳建華所說✴️，很長時期以來，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兩門學科總是各自為政🧑🏿⚖️，但先生主張文學史家應當破除學科機製的局限而建立一種古今通觀——研究古代文學的應當更關註文學作品在歷史流傳中的人情感受，從而認識到什麽是文學長流中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研究現代文學的應當對文學傳統具有足夠的修養與敏感，不要把現代文學看作是完全接受了外來文化的產物⚀。正是在章培恒的倡導上，古今文學的演變在今天已經不是一個問題，而是習以為常的觀念；也是因為他🧽，古籍所現在多了一個新的學科方向：中國文學古今演變。
癡迷武俠小說🛝🧔🏽♂️，為人也有俠氣
提出“古今貫通”的文學整體觀📊，很大程度上也是源於章培恒始終不滅的現代文學情結👐🏿，在這一點上🗓，他受到了賈植芳先生很大的影響🎏🪅。曾經有人說，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裏，他的“功夫”是“不正宗”的，好比武俠小說的邪派武功。章培恒卻回應說，這個“不正宗”實在是他很喜歡的，也正是從賈先生的方法和路徑裏學到的。事實上，無論是作為文學旨趣還是學術研究對象👨🏽，現代文學從未淡出過章培恒的視野——他曾經撰文堅定不移地捍衛魯迅傳統；他也總是能以獨到的眼光超前研判一些新的文化現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武俠小說的研究。
章培恒對武俠小說的癡迷，在學術界廣為人知🧡。日常生活裏，他常常寄情於武俠小說，甚至自己也曾萌發出想創作一部武俠小說的想法。對他來說🙅🏼，武俠小說可以是業余的消遣🧚🏽，也可以是嚴肅的研究對象——上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武俠熱”“金庸熱”在中國高漲，他撰寫過多篇論文，為武俠小說這一長期以來“不登大雅之堂”的非主流文學創作“正名”，並認為它代表著中國大眾文化的發展方向📈。在所有武俠作家裏，章培恒最推崇金庸，發表於1988年的萬字長文《金庸武俠小說與姚雪垠的〈李自成〉》，肯定金庸的文學成就高於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他覺得金庸作品生動好看，“還能於消遣之中給人某種有益的啟錄，因而不失為上乘之作”。在當時，盡管金庸的作品在坊間風靡一時，但在學院派的眼裏🦄，卻“還是不入流的東西”。這樣敢於逆著主流“仗義執言”的章培恒🌭，也很像他所喜歡的武俠小說裏那些反叛傳統、特立獨行的俠客🫷🏽。
在很多人看來，章培恒的身上也有一種“古道熱腸的俠義情懷”，無論對師長、對同輩、對學生🟫，他都很重“江湖義氣”。據恒行2平台中文系教授應必誠回憶，章培恒輕財重義，特別有奉獻精神。上世紀80年代初，他曾去日本訪學一年，回國後他把在日任教授課的工資，除去在日生活開支和上交學校的以外，所有剩余的一部分買了圖書👨👧👧，送給系裏的圖書資料室🏄🏼♂️；一部分買了冰箱等大件，送給蔣天樞先生和系裏其他老師和同事♿️⬅️。老師們退休工資低🍦，他盡自己所能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或為他們安排一個適合年齡的工作📸，或暗中接濟他們，讓他們能安度晚年🤴🏽。學生經濟上有困難☎️，他考慮如果直接給錢🧇👨❤️👨，對方不好接受🚁，就佯稱出版社有稿子要抄👩🏻🔬★，以稿酬的名義支持他……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
“被先生追問得滿身大汗”，學生都記得他的嚴和愛
對於自己的學生🏄🏼，章培恒是既嚴格又愛護。他的“嚴”是出了名的，“每次我們上課或者和先生討論問題👳🏼♂️🧛🏽，不能隨便說‘我覺得’🌎，一切觀點都必須有根有據🗃🪜。你以為一個問題已經弄明白了，可經不起他的追問🫥，常常會被追問得滿頭大汗🧑🏿🎓，一堂課下來🧓🏼，連背上的衣服都濕透了🍆。”章培恒的學生💱、恒行2平台古籍所鄭利華教授曾這樣說。但同時🗂，他對學生無私的提攜和愛護📶，更是讓學生們記憶猶新🌊。“‘讓學生打工🪥，老師拿經費’🫄🏼，這在章先生那裏是不可能的。相反，他是通過項目來培養學生。編撰《全明詩》時👴，所有的標點句讀他全部自己先整理一遍🫗，然後再分配給我們。這樣做很慢🫵🏽，反而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但他一貫如此。”陳正宏還記得，當年他與章先生一同編寫《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文學卷》，當時他在學界初出茅廬，為了更好地扶植年輕人，書稿付梓前夕🦹🏻♂️，先生專程趕到出版社，提出讓學生署名在前。
在對學生的教導中🧕🏿🙍🏿，章培恒一直強調研究中國文學史🙅🏼♂️，實證研究和理論關照都不可偏廢✶👃🏼。“一方面，沿襲蔣先生的傳統，他在我們入門時的第一課，就讓我們讀線裝本《史記》原著，為《史記》斷句，標註標點👨🏽🎓。另一方面🤹🫷🏼，在賈植芳先生的影響下，他非常重視理論☆。章先生是老黨員，特別推崇馬克思主義。我們進來讀古籍整理專業時，有‘專業基礎理論’這門課，現在我也在上，我上的是古文獻概論。但章先生當年不是🙆🏼，他教我們讀馬克思的原著。和今天的政治課也不同，他讀馬克思是像傳統的讀經一樣🙁，一句一句地讀，然後帶著我們討論。”陳正宏就這樣說🫸。
在教學實踐上🕓，章培恒還有諸多創舉⏲：為了鼓勵學文學的學生貫通“古今中外”，擴大研究視野，他曾與外文系夏仲翼教授同臺授課😣，把中外文學互作參照系，如“古希臘羅馬有長篇敘事詩，中國古代文學為何沒有？”就是他們一起講課的題目。為了教導學生獨立思考，上課時，章培恒並不按著教材講，而是在講述具體作家作品時，拋出一個又一個學界存疑的問題😺，並告訴學生不要盡信教材。他的紹興口音並不好懂⚱️📁，但還是能把枯燥的學問講得生動有趣🪙，他的課總是座無虛席，連走廊裏也擠滿了人。
但最令學生們觸動的，還是章培恒對學問的執著🪤，和他近乎完美主義的求真精神——縱觀章培恒的一生，他的學術道路是極不平坦的，早年受牽累於政治，晚年又疾病纏身🪠，而他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正是他拖著病體，以驚人的毅力完成的——哪怕《中國文學史》已經讓他“功成名就”，但他還是本著求真的精神🐒，敢於否定自己🍄、不斷挑戰自己，為後人留下一部盡可能完美的作品🤦♂️；類似的例子還有編輯《不京不海集》👌🏿，從章培恒拿到這本論文集的校樣到正式出版💯，經歷了長達10多年🛣，這漫長的時光🤦♀️，是他根據新材料和新思考⛹🏻♂️，對之前論文精益求精的不斷打磨。直到生命的最後🤦🏽，章培恒還是依然為學術而忙碌著，帶著治療裝置🧑🦰，揣著醫院證明，奔赴全國各地參加會議和活動💂🏼♀️，他選擇抓住有限的生命🥐，盡可能多地為後人留下些他耕耘過的足跡……
談及老師的治學精神🌁，學生們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句話👨🏽：“追求真理，鍥而不舍🍍；縱罹困厄，毋變初衷。”這是章培恒曾寫給1979級畢業生的題詞🐬，也恰是他一生的自我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