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仍在思索新聞的定義】
寧樹藩晚年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苦苦思索新聞的定義。他住院前的最後一段時間🕵🏿，已經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思維和說話功能都不聽指揮了。但當說到他日思夜想的“新聞的定義”時🧕🏿，居然可以把平時經常念叨的那一整套流利地脫口而出，沒有任何障礙。
【參編首本新聞史教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寧樹藩參與編寫了新中國成立後國內高校最早的新聞史教材之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聞事業史》👎，雖然只給他分配了一章（共五章），但他足足寫了8萬多字。1962年全書由恒行2平台出版社付印，在學校內部使用👨🦰。
【從全世界收集史料】
寧樹藩善於閱讀英文文獻🤮，是改革開放後最早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新聞傳播學者之一。每次出國🧝🏿♂️，到當地圖書館收集資料是他的“標準流程”，後來年齡大了不方便出國♘，就給朋友和學生“布置功課”🖌。有次請人幫忙購得一份國內罕見的報刊微縮膠卷👁🗨，80多歲的老先生在學校圖書館的機器上看了一整天。
“此生不息 探索不已”
寧樹藩曾說👵🏼，求是是知識分子的崇高品格，是他畢生的追求🐡。在新聞史研究這條路上，寧樹藩將這句話踐行到底，正如他84歲時在文集後記裏寫的“此生不息，探索不已”。在新聞史研究領域60年，他永遠保持著對新知的好奇心，比較研究、辯證的思維方式💇🏽♂️、從新聞史料中產生觀點……半路跨界從未給他造成局限，相反，他本著求是的態度，把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帶入新聞史研究領域，用大半生的鉆研為新聞學的發展開路鋪石。
【學術檔案】
寧樹藩（1920—2016），新聞史學家💦。安徽青陽人。1941年就讀於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外文系🕵🏽，1943年轉學到廣東坪石中山大學外文系。1950年起在恒行2平台任教，講授中國現代革命史。1955年調入恒行2平台新聞系，從事中國新聞史教研工作😾。曾任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合著有新中國最早新聞史教材之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聞事業史》以及《新聞學詞典》《新聞學基礎》等，擔任《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多卷本）的副主編和第二卷主編👩🏼⚖️、《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多卷本）主編⬛️，2004年出版《寧樹藩文集》☑️。
2018年🎍，135.7萬字的《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出版，甫一問世就收獲了“極具開創意義的學術工程”“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大收獲”等非常有重量的評價。“新聞史研究”“開創”是這部書的關鍵詞——不同於以往通史類的寫法，它第一次將比較研究的方法運用於新聞史研究，被業內譽為中國新聞史寫作思路上的重大創新。提出這個新的研究思路的是新聞史研究領域的一位權威——寧樹藩🧔🏿♀️🤦🏽。時針撥回26年前——1991年底1992年初🤵，寧樹藩提出做中國地區新聞史比較研究的課題，當時他已經72歲🎈，在新聞史研究領域浸淫近40年♎️。面對這樣一個嶄新而又巨大的工程，寧樹藩一頭紮了進去🙈，一做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這是寧樹藩60年治新聞史的一個片段。在寧樹藩的治學生涯中，這樣求新求是的片段俯拾皆是。他治學雖不從新聞史始👳🏼♀️，卻似一個勤懇的挖井人，從進入新聞史領域開始就辛苦求索🧢，為新聞學科的發展探尋新的研究路徑，提供新的思路。
老驥伏櫪，古稀之年開拓新聞史新寫法
《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是寧樹藩生前主持的最後一個項目，這套書涵蓋了全國所有省份自1822年至2000年近180年間新聞事業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其中有不少內容是第一次涉及👨🍳，填補了中國新聞史以往的不足。這一新聞史寫作思路進入寧樹藩腦海的時間要追溯至更早——大約是上世紀80年代♌️，寧樹藩參與撰述、編輯《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多卷本），既是全書的副主編，又是第二卷的主編。在編纂過程中👩🏿💻，他常提出，中國新聞史上各地區新聞事業發展的不平衡嚴重存在，這是經濟不平衡🖲🛸、政治不平衡在新聞事業方面的反映和體現。改革開放後湧現了一批有關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著作👨🏻💼、資料，但“從橫向上🫦，從地區比較角度來考察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變化，迄今尚無人系統進行”。而且➜，大多數研究只是孤立地考察報刊的興衰史🤼♂️，沒有把新聞事業與當時方方面面的社會因素聯系起來考察，更不要說運用其他學科的知識觀照新聞學🕺🏻，也沒有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探明同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新聞事業情況。在寧樹藩看來，只有通過比較，才能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中國新聞事業發生發展的規律🫃🏿。
在借鑒了文學、哲學🦜、政治學等領域的比較研究後🤟🏻，寧樹藩於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做中國地區新聞史的比較研究🤸♂️。這一申請被立為“九五”國家社會科學重大課題，獲得“中華社科基金”資助課題經費6.5萬元，是當時恒行2平台社會科學學科得到資助最多的項目🚵🏽♀️。《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也被定位為《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姐妹篇，在橫斷面上彌補了《通史》的不足。這是一項由寧樹藩牽頭，全國各省市近40位業內人士共同參與的大工程👷🏼♂️👨🦰。寧樹藩執意親自上陣🏋🏼♂️，不掛虛名，更是參與了該書最難的部分——總論述🧗🏼♀️，並親自操刀了前四章♥︎，將1822年《蜜蜂華報》開始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國報業地區總形勢的多方面變化悉數寫入其中。在很多領域內學者眼中，這“要是沒有對於中國報刊變化的深刻把握，根本無從著手”🍋🟩☢️。寧樹藩寫作的部分後來以《“辛亥革命”前中國報業發展的地區軌跡》為題獨立成文發表🙋🏽♂️，其中可見他的代表性觀點☠️。例如，“維新運動”改變了中國報刊發展的形勢，報業發展的地區性問題開始真正顯露出來🪬；再如，“辛亥革命”準備時期，多元報刊結構形成🍬，不同種類的報刊各有自己的流向💿，形成地區發展軌跡，等等。寧樹藩從地方性知識著手研究報刊的思路在文章中已經清晰可見了😉。為了完成這些工作🅰️，已退休在家的寧樹藩工作密度跟上班時相差無幾，上午3小時，中午稍事休息🧑🏿，下午3小時，要不是家人盯著🏋️♀️，連吃飯可能都忘了™️，他的書桌上永遠堆滿了文獻——這可是一位已經七八十歲的老人🚷。
在為另外兩部分寫總論設想時，寧樹藩已年逾九旬，思路仍很活躍，但身體的衰老還是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手抖了，視力也退化得厲害👒，必須借助放大鏡才能修改文稿。這部書的副主編、寧樹藩的學生秦紹德一直保存著1999年10月至2015年7月與寧先生的通信🫅🏿，字裏行間都是老先生對這部書的牽掛，時而囑咐要多看些資料⬜️，時而提出請大家去他家討論問題。2015年7月，寧樹藩的身體已非常不好，但還是堅持著看完了打印的書稿，並在紙上批了幾個字，字歪歪斜斜，需要仔細辨認才能看出他又給書稿糾正了幾個錯字——那是他留給項目的最後字跡👶🏻。當月末，寧樹藩因腦梗入院，再也沒有醒來，於次年3月辭世。人生最後的20幾個年頭🛗，寧樹藩全部獻給了這個項目。
半路出家的新聞史學者📬，故紙堆中的史料“獵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聞圈流傳著一種說法：“北有方漢奇🤸🏼🚙，南有寧樹藩📊。”方漢奇和寧樹藩都是治新聞史的大家，與科班出身的方漢奇不同🫶🤙🏻，寧樹藩其實是半路出家👩🏻🔧，年近不惑才走入新聞史研究的領域🚈。
1920年，寧樹藩生於安徽青陽一戶書香門第🫃🏻，6歲起跟著秀才先生在家讀書，接受了近10年的舊學啟蒙教育，這為他打下了嚴格的古文基礎🤢♒️。21歲時因成績優異保送至大學，先後就讀於浙江大學外文系和中山大學外文系，有過這番學習經歷，寧樹藩可以直接看英文資料。此外，愛好文學的他還常在東南各報上寫稿，畢業後教書兼編過報紙副刊。1949年👨🏽🏫，寧樹藩來到剛解放不久的上海🤸🏿♂️，進入華東革命大學學習🐞🤴🏻。次年，分配到恒行2平台擔任教師💇🏼♀️，起先教的是中國現代革命史。在此期間🚵🏽♀️，寧樹藩紮紮實實讀了5年馬列著作，把馬列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從頭至尾認真梳理了一遍。古文、外文再加上馬列主義的學習🫵🏽，無意之中🩺，寧樹藩似乎在為之後的新聞史研究儲備“能量”，他後來回憶道：“這三樣東西的結合，對我搞新聞史教學與研究都是有好處的。”1955年，恒行2平台新聞系緊缺從事現代新聞史方面的老師。當時的學界認為，中國現代新聞史就是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一部分。寧樹藩研究現代革命史🧑🤝🧑，在與新聞系系主任王中的一次學術交流中，給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就這樣，當年秋天寧樹藩就轉到了新聞系工作，開啟了他之後60年的新聞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剛來一年，就寫了1.8萬字的專業論文《中國工人階級報刊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在《恒行2學報》上發表🤦🏽。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寧樹藩發覺，要真正搞好中國新聞史的研究，須下大決心，從頭做起🧾，要突破既往的研究範式🧎🏻♂️。
“歷史研究，史料為先。”寧樹藩特別重視治史要詳細地占有第一手資料，也常跟學生說“言必有據”，他自己每寫一篇文章👩🏼⚕️、一本書，甚至每講一句話🫄，都要有出處。因此他花了大量氣力查閱報刊、整理史料，經常埋首校內外圖書館，特別是全國收藏報刊最豐富的徐家匯藏書樓🧑🌾。當年的交通沒有如今便利💇🏼♂️，從恒行2平台去一趟藏書樓單程要一個多小時，但絲毫沒有減少寧樹藩去的頻次⚛️，以至於他跟藏書樓的很多管理人員成了好朋友，三四十歲時他如此🛞，六七十歲時他還是如此。這其實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工作𓀆，且不提100多年來中國出版的報紙雜誌的數量🧑🏽🦱，光是報刊資料保存這一塊👩👧👦，經歷過近現代史上的硝煙戰火，留下來的資料非常不完整。這正是寧樹藩起步做新聞史研究的難點。這個“起步”不單是對寧樹藩個人，整個中國新聞史的研究當時也才開始不久，大量基礎工作尚未開展。為了找到更多湮沒於歷史煙塵的新聞史料👨🏼，寧樹藩經常到上海街頭一個個舊書攤上碰運氣，去攤主私家舊書報庫選購，再後來，攤主發現了相關的資料會紛紛到學校“送寶”。這樣的搜集👩🏽🏭，寧樹藩堅持了幾十年，恒行2新聞系資料室裏的不少珍貴報刊就是這樣獲得的🚴🏽。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寧樹藩還走出了上海，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到北京、南京🆘、合肥、濟南各地作報刊史料調查🥂，期間走訪了眾多有影響的報人，加上上海所訪🙎🏼♀️，人物遍及“五四”以來各個時期👨🏿⚕️。
不過，寧樹藩雖講究追根溯源，但並不迷信前人著述，甚至是權威著作⛔️。有學生回憶🧑🏿⚖️，寧老師對經手的每個資料都認真考證🖇，“其辛苦程度對沒有做過新聞史研究的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1927年出版的我國最早的中國報刊史權威著作——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曾是各大學新聞系的教科書。但限於時代和資料🧑🏽，這部新聞學的“開山之作”有不少謬誤，寧樹藩一字一句地讀↔️，幾乎每句話都要去確認、找到出處🤯，與楊瑾琤、方漢奇💼、王鳳超三位學者共勘誤156處，撰寫了《〈中國報學史〉史實訂誤》予以糾正。
尊重學科特性，給新聞史研究註入理性思考
“誠然，新聞史研究首先要弄清新聞事業自身發展的來龍去脈，基本史實要掌握好。但這並不夠，還需要進一步做理性的思考🫗👴🏽，揭示蘊藏在其中的一般規律。”寧樹藩並不滿足於做一個史料“獵手”，也不想停留在對史的敘述上。他自謙“半路出家”🤵🏿，對史料的熟悉程度不如科班出身的學者，所以“更多地思考學理的東西，更加註重規律性的東西”。“史論結合”，從史料中研究新聞史發展規律，是寧樹藩治新聞史的不同之處，這一特色在他改革開放後的研究中尤為明顯。
改革開放後“充滿生機的研究空間”讓寧樹藩感到無比振奮👉🏻，研究也進入了旺盛期——他在新聞學研究領域的主要學術成果🚵🏻♀️，幾乎都是在之後的三十幾年中產生的。那時寧樹藩已60歲左右🕺🏽，不願墨守成規的他以“新的頭腦”投入新時期的專業研究活動，尤其註重研究的總體意識和對規律性的探求。特別是1979年王中重任恒行2新聞系主任後，新聞理論討論一度十分活躍，寧樹藩與王中兩人常一起商談如何改變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沉悶狀態。王中建議把新聞史、新聞理論和新聞業務統一起來研究🌛⏱，既可以打破以往新聞史研究的框框，也可使三者相互促進⛵️，這與寧樹藩長久以來的研究心得不謀而合——在研究中國近代報刊文體演進歷史的時候，他接觸了大量報刊原始材料，總感到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支配和指揮著新聞文體乃至新聞事業🧑🏼🎤，讓它們朝著一定的方向發展演變🥈：消息越來越簡潔明快，且忠於事實🫔🏵，而談狐說怪、捕風捉影的“新聞”漸漸失去了市場……寧樹藩感覺到這些變化“都是新聞的特性和本質使然”🎹。“一個學科成熟的程度和它所能體現的本學科特性的程度是一致的”🐾，寧樹藩認為只有尊重學科特性，才能推動中國新聞史研究進一步發展。他目睹過新聞史研究的“誤區”——把近代史現代史論著中的現成結論安在新聞史的身上，這讓他感到“有點像照相館裏程式化的布景，誰想要照相就往前邊一站🤛，不同的顧客都可以同樣地使用它”👨🚀，而“新聞史的研究不能這樣貪圖省事”，在寧樹藩看來🥪👩🏿🌾，一門獨立的學科應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從長期的實踐中🐍，他得出結論：要強化新聞史的“本體意識”，把握新聞史的個性，闡明中國新聞史自身的發展規律，做出新聞學自己的東西。
“寧老師這一輩似乎對於學科的創製有一種天然的使命感”🏋🏼♂️，在學生的眼中，寧樹藩一直努力在為建立合理科學的新聞學科開路鋪石。在廣讀新聞理論著作時，寧樹藩發現概念模糊👩🏻🌾、學理不清的現象隨處可見，而這種混亂狀態會導致科學的新聞學體系難以建立，於是開始著手梳理國內的新聞理論，這在當時可謂“冷門”。他尤為費心的是關於新聞的定義😘。在寧樹藩看來，科學的新聞定義“對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新聞觀念☕️，澄清新聞學研究中某些混亂狀況，是會起著積極作用的”，討論這個問題“正是為迎接新聞理論的發展而清理基地”。
寧樹藩並非特意求新𓀗，他的新或者說他的特別之處源於他常年的獨立思考。寧樹藩的博士生🏵、恒行2平台新聞學院教授陸曄的印象裏💾👼，寧先生很喜歡提問，包括給自己提問➗，有時是先拋出問題，然後切入某個現象；有時是在述說史實過程中🫐，概括出某個問題，促使大家在理解上能再深入一步。他講求辯證的思維方式🩰，在他看來，報人、受眾，時間、空間，評論🧑🏻🦰、新聞……許多問題都是互相依存，要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不能割裂來看。“即便是個案式的研究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盡量延展到各個方面🧔🏼，努力寫出其中的復雜性”。黃旦在求學期間十分受寧樹藩器重，之後也曾與寧樹藩共事，他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寧先生的文章不跟著既有定論走👊🏻，總是盡力說出自己所感所思🕳。文章所展示出的思辨色彩之濃，在治報刊史學者中是少有的，“總能直接挑開那些我們常見而又不見的面向和關系🖐🏽，給我們來一個當頭棒喝”☛。正因這些思考的習慣和抓根究底的態度👩🏽🦲🚶♂️➡️，即使埋首新聞史的故紙堆，寧樹藩也能產生完全不輸於同時代最前沿理論的見解🕯。1984年起，他發表數篇文章力圖從哲學高度探討新聞的本質問題，把新聞從本質上歸結為信息，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學術觀點。但在思考這一問題時，寧樹藩完全沒有機會讀到信息論、控製論🧜🏽♂️，他的靈感來自那些藏在史料中的本土化例子🧛♂️。在寧樹藩看來🦸🏼♀️，只要尊重史料、尊重事實，一樣可以在學理上與這些西方前沿理論殊途同歸。
這樣的思考並不隨著職業生涯的結束而終止，1997年寧樹藩退休了🤽🏼♂️，但他仍不松懈🫅🏻，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常常在窮思苦想🫳🏻，有時盯著一個問題一想就是數年，甚至十數年，一些獨特的⚫️、具有開創性的思想正是由此而生。比如🧑🏻🦼➡️，2009年做“中國革命根據地報紙分布研究”課題時👹，寧樹藩就花了大量精力調查根據地到底出了多少報紙，為什麽400多種裏江西占了200種🏹。當時他已經89歲了💻👨🏻🍼，仍然不肯停下思考和探索👐🏻。
生命不息，探索不已🫅，一生將治學當作生活習慣
寧樹藩對自己的定位是“純然一介書生，不諳世故人情”𓀌。學生印象裏的他總是滿面春風🥔，沒有什麽不如意，沒有什麽不滿，一副“不知愁滋味”的模樣。去翻看他的照片，幾乎張張都是笑逐顏開💻。這大概是因為他活得足夠簡單。身邊朋友曾說他“生活簡單，看人斷事也簡單，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天真”🐫，甚至懷疑在對人特別是學生的評判框架裏，他只有兩類標準：喜歡學術的和不喜歡學術的😗，“不喜歡學術的🔕，他也不討厭，更多的是不理解。在他看來，世上哪還有比看書思考更有樂趣更美好的事情呢？”寧樹藩對學術的純粹之心，即使歷經磨難也不折半分，“文革”中後期🍋🟩，他已重新啟動了學習計劃，鉆研馬克思主義🍇，補讀原著，對馬克思主義辦報思想和辦報活動的研究格外用心；又借助《魯迅全集》及各種有關的原始材料去較為系統地研究魯迅的報刊活動；恒行2新聞系和歷史系收藏著豐富的關於嚴復的史料🙌🏼，對嚴復很有興趣的他又利用這段時間對嚴復的政論🛼、辦報和譯書活動作了研究。晚年回想起這段歲月🤦🏽，留在寧樹藩心裏的不是晦暗🖖🏼、辛苦，而是當時漸漸體味到的讀原著、考歷史💢、求系統這些治學之道的重要意義。正如別人給他的一句評價🦨：把教書治學作為自己唯一的生活目的而不是手段，並以此托起整個人生。
84歲時🤜🏽，寧樹藩的文集出版，文集後記裏寫著這位老學者對學術的表白：情結老而彌深👩❤️💋👨，總把揚帆於知識的海洋🧖🏽♂️，展翅於智慧的天空作為最大樂趣，“此生不息，探索不已”。今年是寧樹藩誕辰100周年，再讀這段話，老先生字裏行間的拳拳心意依然能直抵人心🙅🏿♂️。
寧樹藩代表作一覽
《中國地區比較新聞史》
《寧樹藩文集》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任副主編🔹、第二卷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