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蔓延下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將往何處去？ 2020年4月2日，恒行2平台人文社科“跨學科對話”2020年第1期活動舉行。聚焦學理性、前沿性和前瞻性，副校長陳誌敏及十余位人文社科教授參與對話活動。會議由文科科研處主辦，恒行2平台世界經濟研究所協辦。
本刊擷取部分專家觀點，以饗讀者。
萬廣華
（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
今年要關註經濟發展而不是經濟增長，應從保增長轉而聚焦保就業、保減貧、保中小企業的生存，綜合這“三保”目標，刺激策略應使用大數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基於企業工資單，分擔收入處於中下層的職工的工資成本。要優先考慮對需求側，而不是對供給側的沖擊，因為國內需求尤其是國內居民消費不足長期製約著中國經濟發展，不能再忽略需求側的問題。要客觀理性評估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堅持從中華民族振興的目標出發製定相關政策。
程大中
（世界經濟系常務副系主任，教授）
疫情將導致全球產業鏈收縮、全球產業鏈斷裂和全球產業鏈轉移。建議：一是在短期內，各國（地區）政府包括國際機構應通力合作盡快阻止疫情的進一步爆發和蔓延；二是疫情結束之後，在中長期應從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的角度，考慮如何盡快建立全球公共衛生風險管控系統，以及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安全管理協調機製；三是中國要著力增強應對新型系統性風險能力、將公共衛生安全的問題納入到營商環境的評價過程當中、對產業鏈和價值鏈帶來的影響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秦 倩
（極地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如果疫情中長期存在，會對經濟、對國際關系、國際政治格局帶來什麽樣的影響？這是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問題。由於最近10年地緣政治的回流，在世界衛生組織領導下的全球衛生合作面臨了非常大的阻力，在疫情中間或者結束之後，中國如何積極參與國際衛生合作、推動全球衛生治理體製的發展，這是特別值得研究的學術問題。
沈國兵
（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軌跡是改變不了的。大國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拓展市場，以便實現行業生產率差異帶來的市場規模經濟回報最大化；小國更需要經濟全球化來實現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和補齊要素稟賦短板，只有通過積極參與全球化和國際分工，才能提升其行業專業化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疫情全球蔓延最大的考驗是就業問題，應主張通過需求管理端、供給服務端、收入政策端和人力資本池儲備端等四大政策協調來有效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嚴峻就業問題。
沈 逸
（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這次疫情是一個危機、是一個重大挑戰，但是它同時給全球治理的良性變革提供了一個機會，這個機會能不能走好、能不能用好還有很多變數和不確定性，中國應該在這個方向上做出更大更積極的努力。應對疫情，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出發，相當重要的一個維度是在網上觀察信息的傳播，包括各類行為體在網絡信息傳播過程中的互動等。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通過什麽樣的方式去進行網絡空間的新型戰略博弈，同樣值得進行更加深入和有效的研究。
田素華
（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疫情全球蔓延與不平衡的全球化有關。不平衡的全球化給我們的啟示是只有加強現有國際組織改革，各國共同擔負全球事務責任，才有可能盡快控製新冠疫情，盡快恢復全球經濟常態。對新冠疫情要群防、群控，全世界所有國家要力爭在同一時間點上限製人口流動、限製人員接觸，使那些疫情防控能力薄弱的國家得到及時幫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有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短期影響包括商品供應短缺、勞動失業增加、工廠大量關閉；在長期，新冠疫情會成為人類社會重構全球化的新動力。
鄭 宇
（國際政治系副系主任、教授）
關於援助，我們現在主要是用的是應急式的雙邊援助，還要參與更多的多邊援助。關於多邊合作，戰後的多邊合作機製，以商品貿易為主的WTO機製，更多的是外生性合作。在全球治理領域，公共衛生事件的爆發讓嵌入式合作變得更加的迫切，但是現在還沒有一種好的機製能夠來對這種嵌入式的合作進行管理和協調。關於貧困，21世紀以來，全球減貧的整體效果是非常好的。但這個趨勢因疫情可能會被扭轉。疫情之後全世界範圍內的大量人口可能返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提出一些新的理論框架來對待這個問題。
丁 純
（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歐洲顯然已經成為整個疫情的震中。在應對上，歐盟各個成員國主要通過財政的舉措，通過貸款的擔保、減免稅費、保障消費、扶持中小企業、扶助勞動力市場，救助弱勢群體；歐盟層面主要是通過放寬財政赤字限製的舉措，采取定向的量化寬松政策，啟動歐洲共同貨幣基金等措施維持市場流動性。對歐洲一體化來說是危、機並存。一方面，“國強盟弱”的危機應對態勢會持續，另一方面，諸如衛生物資聯合儲備體系等一體化深化的舉措會應勢增強。在中美歐大三角博弈中，必須積極地拉住歐洲，反“脫鉤；同時做好相應的準備，努力在年內完成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簽署。
張 驥
（外交學系系主任，副教授）
疫情的應對顯現出了國家能力的競爭、國際領導力的競爭。同時，顯示了原有的國際體系、國際製度、國際機製的有效性在下降，出現了“再國家化”的現象。主權國家、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高漲，全球化出現危機，國家的邊界變得更加清晰起來。國家形態本身也隨著疫情應對在發生很多重要的變化，產生政治、經濟後果，比如國家主義的上升、產業鏈條的收縮等等。冷戰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興盛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多受到挑戰，疫情的發展很有可能進一步推動人們去反思新自由主義。觀念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結構性變化正在醞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