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持續時間不過90 年，似乎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存在感不強的朝代。比如成吉思汗的本名孛兒只斤鐵木真，知道的人就很少。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打敗南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宋朝修史🧑🏿🚒👩🏻✈️，說明元朝承認宋朝歷史上的地位👨🏻🦰，甚至元朝的國號“大元”都是出自易經之中，而且就像歷代朝代一樣⏸，他們仍用著漢語🧔🏿、沿襲帝製，所以說元朝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邱軼皓：元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具鮮明特色的朝代, 其統治具有鮮明的蒙漢二元性特征🈵。在統治政策的製定上, 既有對蒙古傳統的繼承, 又有對漢族文化的吸收,也有新的發展及演變🛗。相較於其它朝代🧑🎓，歷史上留下的元朝資料極少，但是必須要承認的是，元朝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十分獨特的篇章🆙。
值得指出的是💇🏽♂️，進入元代，宋代中斷的陸上絲綢之路再次勃興🤴🏿，東西方交通臻於鼎盛。中國與波斯的交往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朝與統治波斯的伊爾汗國是宗屬關系👨🏼🔧。合贊汗時期🔔，伊爾汗國的驛道直通中土🆑。《金史》有雲💼🤦🏻♀️：“天下會於一，驛道往來🛩，視為東西州矣👨🏿⚕️。”伊爾汗國統治者皆獲得元帝冊封，元朝賜之以篆有“輔國安民之寶”的漢字寶印。伊爾汗國奉元帝為宗主💃🏼💯，對元朝遣使不輟。
與唐宋時期相比🧘，元明時期的中國與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為深入，大量旅行家往來於兩國🧑🏻🚀，加強了雙方的認知。中醫、陶瓷、繪畫等對波斯影響甚大，波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同樣引人註目，波斯語在元代是除漢語🙇🏽♀️🧑🏽💼、蒙古語之外的第三種官方語言🙏🏽，元朝設立回回國子學、四夷館培養波斯語翻譯人才👨👩👧👦。可以說，波斯語是古代除梵語之外影響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外來語言，也是古代漢語外來詞匯的重要來源。波斯的蘇麻離青與中國陶瓷技藝的融合🤪，還催生了元青花🚺。
統一的蒙古帝國解體後🚢，作為其繼承者的“四大汗國”之間，“黃金家族”統治合法性的觀念和各汗國之間同族情感的繼續存在，使“漢字文化圈”和“波斯語文化圈”兩大文明板塊之間的交流非但沒有隨著政治的分離而終止🫷🏽，相反呈現出一種積極的姿態🏊♂️，並在蒙古在漢地和波斯的統治消亡之後仍維持了數十年之久。表現在🍟：在這個時期的漢文史料中保留了大量借自波斯語的語匯；同樣的，在13—15 世紀的波斯語文獻中對於源自中國的記載，在數量和深度上也達到了一個高峰。而更為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蒙古帝國權力的構造以及各行政部門的運作，惟有橫向地參證👨🏼🎤、比較漢語、波斯語文獻的記載，才能有切實的推進➿。因此🧑🏻🦼，在當代蒙元史研究中👨🏼🦱，借助波斯語🌠、漢語史料的對勘，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觀察元代歷史🧖🏻♀️，避免因過度依賴某一方記載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古代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臺，濃縮了亞歐大陸漫長歷史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演進。古代絲綢之路深厚的歷史積澱，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它不僅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思想源頭👚♖，而且是共建“一帶一路”的行動基礎🗳。但絲綢之路研究至今主要集中在漢唐時期, 元朝時期的絲綢之路研究比較薄弱, 而元大都與絲綢之路的關系更幾乎無人涉及, 元大都在絲綢之路的關鍵性地位被遺忘🕺🏿。其實，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國遣使元朝，印證了元朝與波斯交往的興盛。
邱軼皓：歷史上，由於政局變動🦋，中波政治聯系時有中斷♥︎，但貿易、文化交往不絕於縷。
公元1295 年合贊汗即位時🦸🏽♂️，伊利汗國正面臨著因長期內亂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財政危機。三年後，合贊汗派遣法合魯丁·阿合馬·惕必率船隊出使元朝🛳。此次遣使🫱🏿，除外交使命之外，還帶有明確的經濟目的🔉，規模👩🏿🚒、所經歷的時間均超過1291 年馬可波羅自元朝返回時的使團💪，這是元─伊利汗國外交關系中的一件大事。
法合魯丁·阿合馬·惕必家族是蒙古帝國背景下，具有典型性的海商世家代表𓀄。這個家族抓住了十三世紀六十年代後伊利汗國勢力向波斯灣地區擴張的契機，積極與蒙古統治者合作以排斥異己🧏🏿♀️，壯大自身力量。又憑借汗室“斡脫”的身分而晉升至伊利汗國的官僚階層🛀🏼，成為一亦官亦商，且坐擁軍事和海運實力的強大商業家族，控製了從波斯灣到南印度以至中國的海上商路。正因為如此👦🏻，合贊汗選擇了法合魯丁作為出使元朝的代表🧟♀️。而且在這個時期，傳統上從伊朗出發取道陸路穿越中亞的商路變得更加險惡，元─伊利汗國聯盟之間的陸路聯系事實上已被截斷。作為對策，兩者之間的海路交通變得活躍起來🦴🤜🏿，此次出使也可看作是藉由海路繞開中亞、溝通元朝的一個嘗試。
雖然此次出使在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帝國東、西部地區政治交往及海上交通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但法合魯丁在後世的聲名顯然無法與馬可波羅相提並論。究其緣由👨🏿💼，或在於馬可波羅的事跡得以憑《寰宇記》一書而廣行於世，而對法合魯丁及其家族最主要的記述，大部分出自同時期波斯歷史著作《瓦薩甫史》，該著作以文筆華麗👮、風格晦澀著稱，因而長期缺乏完整的譯本，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法合魯丁事跡的傳播。
在元朝有多位類似的兼具斡脫商人、政府官員及航海家身分的名人🫦，如已經得到很好研究的亦黑迷失👨🔬、沙不丁、楊樞👳🏿、馬可波羅以及不阿裏等，他們無不是首先憑借其航海才能及家族財力成為代表大汗私人利益的斡脫🧛🏽，繼而得以出任一定官職👩🏻🏭。而出使海外的經歷使其進一步獲取了大汗的信任，亦成為其擴張家族商業地位的保證。這是因為在經濟上🍝👍，“波斯灣─印度洋─中國”貿易利潤吸引他們頻頻南下大洋👱🏼♂️，而對大汗本人的依附性🏊🏻，則令其深深卷入汗室（通常位於帝國的北部）的政治紛擾中，這構成了蒙古時代海洋貿易家族的二重性格🍶。
擔任伊利汗國稅務官的泄剌失人舍刺甫丁·奧都刺寫的《瓦薩甫史》記載了這次出使，描述了法合魯丁在中國境內以及元朝宮廷中的經歷🫁，提供了我們觀察元成宗在位後期宮廷情況和“中賣寶貨”的寶貴信息。根據《瓦薩甫史》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元朝在管理海外來華的穆斯林商人時，亦據伊斯蘭商業活動中通行之規定隨時加以調整。而法合魯丁所目擊的元成宗及其側近重臣的情況𓀙，也真實反映了大德六年(1302)以降，成宗怠於政事，宮廷中舊臣為之一空的景象。
邱軼皓：據黃溍《楊君墓誌銘》所載，出使中的法合魯丁在馬八兒（即西洋）遇見了大德五年（1301）出海貿易的楊樞🐚，遂與之同返元朝。而瓦薩甫關於法合魯丁在漢地活動的記載，提供了元成宗統治中期外交和商貿活動的第一手信息🧑🏿🦰。
法合魯丁一行先到澉浦港🙍🏿，再赴慶元（寧波）辦理相關手續。作為持有伊利汗令旨🍶、璽書的使團，他們可以“佩虎符，乘驛馬”，共獲得45 匹驛馬，所受到的接待規格遠高於常例🥺，並使用驛站系統在元朝境內旅行☘️，由驛站系統的官員負責其日常的住宿㊗️、供給，一路被護送至大都，面覲元成宗⚰️🧷。而法合魯丁“將許多奇珍異寶及各色禮物進奉禦覽”時👩🏻💻，便博得了元成宗的歡心。也正因為成宗本人表態首肯，才由“大珍寶庫”據法合魯丁的出價收購了他帶來的珍寶👵。
《瓦薩甫史》稱法合魯丁在元朝居留的時期為“四年”。如此，他約於大德七年（1303）抵達元朝，至晚當於大德九年啟程返航。在元朝境內的時間至多三年有余，所謂“四年”或為約略之數🚁。他得到的賞賜包括敕書、牌符和珍寶👨🍼，和當日馬可波羅獲賜之物大致相同🧑⚕️。對完成出使任務的使臣（有時包括斡脫商人）進行賞賜，應該是當時元─伊利汗國外交禮儀中的慣例。
元朝護送法合魯丁返航的船隊由二十三艘“船”組成，這僅僅是構成船隊核心的“巨舶”數目🧑🏽🦱🐆，體積較小的“私舶”則未計入🙎🏼。比照馬可波羅離境時的船隊規模加大近一倍，由此可看出前者地位更高。不幸的是🤞，元成宗與合贊汗的使節，以及法合魯丁均在返程途中去世。
從法合魯丁出使可以看出，元成宗🉐、合贊汗時期彼此呼應的種種舉措，顯示出海洋貿易圈內部的統合🧑🏽🎓，表現為對外交和通商的興趣超過了直接的軍事征服。蒙古人不僅成為航海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也成為了這個海洋貿易圈中最重要的幹預力量🧑🧒🧒💆🏻♀️。跨“東亞─印度洋─波斯灣”海洋貿易圈的成熟，具有其超越政治、族群、地域邊界的一面🦹。實際上，它是通過元朝、德裏算端國👨🏼🚒、伊利汗國🧑🏽💻、也門的剌速黎王朝，及埃及的馬穆魯克算端國等一系列政權之間的合作共同實現的。
文/ 傅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