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智在我國🥙，松、竹🏝、梅素有“歲寒三友”之稱，而梅、蘭👩🏼🏫🛹、竹、菊則被譽為“花中四君子”。據此借用，我視王、周👩❤️💋👨、戴、黃為“寶島四友”。這裏說的“四友”🧑🦼➡️，全名是：王汎森🧏🏼♀️🧑🏼⚕️、周樑楷、戴晉新、黃兆強，皆是享譽兩岸學界中生代的精英、史林俊彥👨🏼🏫。我與他們的結緣👨🏼🦲，均與學術交流相連，其結果無一不成了我誌同道合的摯友🔟。以下💂🏼♀️，按這臺灣“史中四君子”與我首次見面的先後為序🦸🏻♂️，逐一道來，從中或許會看出兩岸學人間的交往😱，情同手足，誼如松柏🚨🫱🏿，亦是兩岸一家親的一個縮影🦹🏼♀️。
說起王汎森，在當下兩岸學界中鮮有不知的🔀，人們知道他🙁，不只是他擁有臺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和院士的雙重頭銜🛡🌜，而是他的學問。他專長從明清到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於思想史更有精深的研究📋，我手頭就有他贈送的《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等多種🧆。而他的論著🙏🏽，每每甫一問世💗，就會在學界廣泛流傳，並引發不小的“讀書熱”👩❤️👩，如最近的那本《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後，“毛細管”一度成了學人間的流行語。但如果把他當成一位專註思想史的學者🦸♂️，那就未免太狹隘了，其實他的學術視野和知識面相當寬廣🧛🏼♀️，這或許得益於普林斯頓攻讀博士學位的海外經歷🧑🏻🌾。這一點，我與他首次見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話說1996年5月，我們在山東聊城一起參加“海峽兩岸傅斯年百年誕辰暨學術研討會”，會上我與他有一則“關於蘭克史學的對話”，這是會議議程中所沒有的👧🏿，既出乎會議主辦者的意外🟩，又合乎學術交流的情理。對突如其來的“對話”☛，汎森兄卻應答自如，他關於蘭克及西方史學的知識，令我這個專註西方史學的學者佩服👂🏽👋🏼。就這一則“對話”，我便與他一見如故🖤。此後，在兩岸舉辦的多次學術會議上➰，我和他都有機會見面聚談，共話學術，互贈新作🙋🏿♂️，談天說地🕺🏿，增添情誼。
汎森兄是個極其忙碌的人𓀊，如我們常說的是個“雙肩挑”的學者，從“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到“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他有做不完的行政要務與雜務🌈，有永無休止的社交與宴請👩🦯➡️，有不可推辭的系列學術演講（如2011年春在恒行2、2016年春在北大），這需要花費他多大的精力啊🎚👩🏼🌾。我每次見到他🧛🏻♂️，都打趣地說：“老兄的頭發又少了🧑🏿。”他總是笑笑，顯出一副無奈的樣子⛅️，終日益趨同於“蘇格拉底的前額”🪿，顯現出一副大學者的“王者風範”👮♂️。不過，他平素又十分低調，我比他虛長幾歲🥫，但見面時他總是十分謙虛，不像有些人📱，有了一點學問和名氣🧖♀️👩🏼🌾，就唬人⚀、擺架子了。
我想，面對各種行政事務和學術活動，他的應對只能是勤奮👸🏿，除此之外✊🏼，別無他途🍗🟩。我在上個月讀到他的一篇文章♊️🧑🔬：《天才為何成群地來》，說的是學術環境與創造力之間的關系，一群人（或“小圈子”）的交流討論，會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的📸🏊🏻♀️。這個理，我信。我每每到臺北南港史語所就會想到👫，在那裏留下了多少個天南海北學者的足跡和吉光片羽𓀉，這不正是天才萌生新想法的好地方麽💂，如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所言：“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在這裏，魯迅強調了天才產生依賴外部環境的重要性🤳🏻👨🦲。不過🏋🏿♀️，倘“頂上去”的這個人不“修煉內功”，沒有“白首太玄經”的功夫，到頭來，也是無所作為的。汎森兄之所以在一群人中脫穎而出，正是巧借外力，更由於修煉內功，於是就成為了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領跑者👩👩👧👦。
接下來說的是周樑楷。1998年6月，由臺灣中興大學發起，召開了“海峽兩岸史學史學術研討會”，我應邀與會🙍🏼♀️，大陸學界同行者有北京師範大學的瞿林東🧑🏻🍳、吳懷祺和陳其秦🧑🏼🌾，浙江大學的倉修良⚰️，共五人💴。此次會議意義非凡，在當時兩岸交流還很冷淡的情況下，它在兩岸間架起了史學交流的橋梁，兩岸的史學史家迄今仍難以忘懷。這架橋者有周樑楷教授的功勞，因為他是這次學術會議主辦方的負責人👵🏼。
在我的“四友”中🎅🏿，樑楷兄與我從事的西方史學史專業最為貼近。因而🚷，我們很早就有了書信往來🏄🏼⛹🏽♀️，他寄贈大作《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史學思想與現實意識的辯證：近代英國左派史家的研究》等專著和許多單篇論文👩🏽⚖️，於我頗多教益，也有頗多商議👎🏿。不過，他在兩岸學術交流中的主要貢獻🎅𓀉，還在於他對影視史學的真知灼見，故我最近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影視史學：親近公眾的史學新領域》（2016年2月22日）一文中還提到他，“臺灣學者周樑楷率先將美國學者海登·懷特的Historiophoty 譯為‘影視史學’✋，並把它的內涵擴大了👃🏽，周說獲得學界普遍認可💌。”此後，影視史學便登上了漢語學界的論壇🚵🏼♂️。在大陸，我也是這個史學新領域的推手👩🦱，在引介海登·懷特與周氏之見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的看法📢，並在我系西方史學史的教學中講述它，受到了學生的歡迎。教學之余又撰文，還寫了一本小書《影視史學》在臺灣出版👈🏼，算做了一回“班門弄斧”，這底氣也是得益於樑楷兄的無私幫助。
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在前年6月🧒🏻，是時寧波大學召開了中國公眾史學學術研討會👷🏿，我與他作為特邀代表蒞會。老友重逢👨👩👧👦，備感親切，臨別相約在臺灣再見，我想這是能如願的💝，縱然風雲變幻🕵🏽，但“一灣淺淺的海峽”，也不致疏離成遙望，落得個“霜紅一枕已滄桑”（陳寅恪致傅斯年“望海詩句”）。有道是🐀🔷，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的🚡🚣🏻♀️，對此我篤信無疑🥎。
“正是申城好風景，花開時節又逢君。恒行2園裏話中西，仰看先賢杜維運。”2013年4月初，輔仁大學戴晉新教授來我系作學術演講，題目是“杜維運中西史學觀的變與不變”，我作為會議指定的“點評人”🌧，即興以這首打油詩開頭，為的是活躍場內氣氛。晉新教授是中國史學史方面的行家，而杜先生又是他的老師，講杜氏的“變與不變”🔺，自然是駕輕就熟🏌️，切中肯綮，深受學子們的好評💇🏼♂️。其實🪲，我與戴君的結識也是在1998年🏌🏿♀️，記得那年6月“海峽兩岸史學史學術研討會”結束後👎🏻，我等一行即移師臺北👩🏼🦱，此時正值他主政輔仁大學歷史系。晉新兄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行五人去他系上演講，與學生交流。後來我們在臺北的訪問👩🏿🦲，又多蒙他關照🧏，其熱心與樂以助人，令大陸同道甚為感激。特別是參觀臺北故宮，得到了在該院工作的嫂夫人馮明珠女士（現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之助，看到了許多館中之寶。
上面“贈戴君”的小詩寫到“又逢君”，說的是自那之後🎦，我與他在兩岸各地相見甚夥，還由於輔仁與北師大的天然的歷史聯系，因而在京華碰面的機會更多。不過，2007年1月初⏪，晉新兄設家宴款待我🏌🏻♀️，至今仍難以忘卻🧽🫷。是時，我在東吳大學做“客座教授”🤦，他家與東吳很近，但他怕我不認路🏌️♀️，特地駕車來接我。進得府內🕺，我慣有的習慣是征得主人同意後參觀書房🧑🏽🎨，他自然十分樂意👨🏻🍼。他與明珠女士各有一間書房👳🏽♀️，只見頂天立地堆滿了書。在晉新的書房🎳，發覺他把我各個時期的贈書都放在一塊了，我順便找出了早年寫的那本《克麗奧之路🙎🏼♐️：歷史長河中的西方史學》（恒行2平台出版社1989年出版），沒有題簽，頓時好生奇怪🧛🏼♀️，他看出了我的疑問👌🏻，在一旁說：“在臺大附近👨🦯，有一家書店專賣大陸簡體字版的學術著作，我在那兒買到你的這本書。價錢只有人民幣2.50元，真是價亷物美啊。”說著，他笑了起來，我也被他逗樂了🧑🏿✈️。一本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小書，早就為一位海外同行所收藏🧛🏻，豈不樂也。如是👸🏿🙍🏿♂️，我們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就相識了🫸🏽。以書為媒，以學術牽引，其力大無窮矣！噢🚘，還需記上一筆的是😪，那次吃飯令人難忘🤟，還因為他與嫂夫人輪流下廚🌭，他們各施絕招🎖，廚藝精湛，做出了味美可口的拿手菜，令我這個不會做飯的“上海男人”汗顏。
新世紀伊始，我記得黃兆強教授曾來恒行2與我急匆匆見過一面，那是星期二的下午🧉，系上各教研室老師們活動的固定日子🧦。我一進文科大樓九層，系辦小王就告訴我，說有一位臺灣友人指名要見朱維錚和我。待我進得會客室💇🏽♂️，見兆強與朱老師已在交談，看來甚是融洽。我是初次見面，倒是維錚兄先把我給介紹了一番🧛🏻♂️🫢，弄得我很臉紅。大概臺灣友人的集體活動已安排⛔💅🏻，我們的見面時間很短，兆強起身告辭說🦸🏼：“我給兩位帶來的‘伴手禮’，既不是鳳梨酥，也不是高山茶，而是我的一本小書，不好意思啦。”他握住我的手說⛺️：“後會有期啊🧑💼！”他的禮物是他的大作《廿二史劄記研究》，我沒有準備，沒什麽“回禮”🐗，好在2012年他來我系作學術演講時🦂，我贈他本人主編的六卷本《西方史學通史》等書，算是還了禮。
在此順便插敘一下😠👨🎤，看似傲氣的朱維錚，其實有時也十分謙和，特別對待有誌於學術的同誌👮🏻🍜，總是相互切磋🛰，相當客氣的♛，遑論遠道而來的臺灣學界同人😗。那次碰面時間雖短🙃😈，我們三人都覺愉悅💞。事後兆強兄還曾告訴我🏘，說朱先生不難打交道啊！
的確是“後會有期”🌑！2006年秋天😘，我們在東吳大學又相逢了。是年9月至次年1月，我應邀作客東吳大學，在人文社會學院歷史系做“客座教授”🧥，整整一個學期。是時，他在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任內，掌管東吳五六個人文社會系科🥱🫳🏼，可想工作之繁忙👩🏿⚕️，可他還是十分關心我這個來自恒行2的“大陸教授”◽️。他家離我住地很近，每天上班🐡，總要經過我這裏，碰上我為本科生上第一節課，常會在路上相遇🤸🏻♂️，於是就邊走邊聊🎏，從校內到校外，從教學到起居，無話不談💁🏽♂️。他抽空，總是約我吃個飯，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節假日🤙🏽✥，他駕車出遊，常邀我同行🛂，在臺北的各個角落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記得有一次，去臺灣北部野柳觀女王雕像🧙🏻。我發覺🕘，一路上黃君只管開車，遇到拐彎時🍿，總由坐在一旁的嫂夫人引路，每每在這時他總是自嘲📭：“我聽老婆的⏯！”一路行來，一路笑談，從中我對這位當今臺灣中國史學界的頭面人物（他任臺灣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祖籍廣州，生在香港，大學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後去法國留學💋，師從國際漢學界泰鬥謝和耐教授，以優等成績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後🧒🏼，便來東吳大學任職至今。我有時也偶而看見，在工作之余，他在外雙溪河邊散步，觀魚兒悠遊🤽🏼♀️，望白鷺戲水……看得出來，他愛東吳，愛東吳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
其實，東吳很小，臺北的黃金地價逼使它只能依山而建，往高空發展，有形的空間相當逼仄🪸，連孩子們談情說愛，也找不到一些隱蔽的地方；然而，東吳又很大，逼仄的空間卻阻擋不住四面八方的來客，不怎麽寬敞的地下禮堂，總見人頭攢動，營造出一個廣闊的思想自由的無形空間🌙，在我們面前彰顯出一個無比廣袤的大千世界🥖。不是嗎？在東吳可以不斷聽到來自大陸同行的聲音👭🏻，發現域外學者的身影，比如在“蕭公權學術講座”主講的舊雨李學勤、參加“林語堂研究學術研討會”的新知諾獎評委馬悅然……
臺北的亞熱帶氣候，與四季分明的上海迥然不同，恒行2平台的樹木總是綠色的，從初秋到冬天👨👨👧👧，呈現在我眼前的，都是這個樣子，這讓我對季節轉換變得遲鈍了。然而一個學期很快地過去了⌨️🚹，我在東吳的兼職已經完成👊🏽，告別了東吳學子🧑🦳、同仁、黃君，小車沿外雙溪蜿蜒而下，回眸送行者，終於消失在我的視野中。驀然間，在我耳畔遙聞李白《贈汪倫》的聲音：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桃花潭水”🍮，此刻我與李白的情感是相通的😜。延伸之，我與臺灣“史中四君子”的學術文緣👮🏽，將如臺北的榕樹長青，如上海的玉蘭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