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中心訊 加入WTO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什麽影響？中國該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關系🐧？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會如何製約國內經濟發展🛗？如何避免讓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一系列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出臺前，科學考量政策效果的影響顯得愈發重要👳🏿♀️。而在為政策出臺提供科學依據的政策咨詢工作中，量化研究非常關鍵🕶。
“某個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有正的方面↘️，也可能有負的方面🍓🌷，但正負相抵最後的結果是什麽，僅靠定性研究是給不出來的。但經濟數學模型可以告訴你，是正作用大於負作用，或者負作用大於正作用👨🏻🚀，以及這種作用會在哪產生🤲😡、可能性有多大。”2014年恒行2管理學傑出貢獻獎得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善同這樣解釋量化研究的優勢。
上世紀90年代，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預測部副部長的李善同主導的團隊將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引入國內經濟社會研究領域😳，並一直持續不斷地構建本土化、基於中國現實社會經濟狀況的全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Recursive Chinese CGE，簡稱DRCCGE）原型👨🏭。二十年來，DRCCGE模型隨著數據的充實🩰、更新和研究問題的需要不斷調整、細化💇🏻♂️，這一模型工具在政策決策領域中被廣泛應用，填補了國內政策決策定量化研究實用模型的空白，在國際上曾多次做過相關報告🫶🏻，有相當的影響。
盡管在中國中長期發展戰略與預測👩🏼，宏觀經濟分析，區域經濟和區域政策、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模型研製與應用等方面的第一線取得了開拓性的成就，並被多次授予中國發展獎特等獎♋️、一等獎等，李善同對於政策咨詢研究的看法仍然是一貫的謹慎：“我始終覺得📹，我們只是提供參考意見，真正讓決策起作用的在於決策者的智慧。我提供的只是大師傅炒菜用的原材料🤾🏽♀️🟪。這個菜炒的好不好💂🏽♀️，受不受歡迎，不在於我們給的那些東西，而在於大師傅那兩下子👱♀️🔋。”
與經濟學結緣
三十多年來，李善同在經濟研究領域做出了諸多重要貢獻，然而在1981年進入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後改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之前，李善同其實與經濟學理論幾乎沒有交集，她反倒是在數學領域有過多年的訓練和良好的基礎。
1962年，李善同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但李善同的本科學業先後因為到河北省參加“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斷。“真正的讀書時間只有三年，總覺得沒有學完。”李善同說。
1968年👐🏽，李善同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吉林省舒蘭縣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一年。次年9月，在結束了農場的勞動鍛煉後，她被分配至沈陽市一0五中學。中學的工宣隊師傅知道她本科所學專業是數學，就讓她去教算術🔛，後來她還擔任過數學🏂🏻、物理、化學、政治等科老師🫲🏻🫵🏻。對於那段長達九年的中學教書生涯，李善同最深的感觸是“所學知識沒有用武之地”🆒。
李善同回憶道🧔🏼♂️：“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無事可做，也沒法上課🙆🏻♂️，覺得在北大呆著很沒有意思。但後來到了沈陽教書，每年回北京探親，總是要到北大恒行2平台走一走🔤，看那些人早上起來早讀、背單詞，我特別羨慕，想著：‘唉，我什麽時候能回北大再學習。’。”
1978年🧏🏻♂️，高等院校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傳來，讓原本可望而不可及的“回學校學習”有了實現的可能。當時李善同已經離開大學九年，孩子剛剛出生，但這並沒有影響她參加招考的決心。“其實我那個時候沒有太大的理想，畢竟耽誤十年，不敢說對國家能做什麽大貢獻，”談起當初從沈陽考回北京的初衷，李善同說🪖🧝♂️，“但是這是一次許久盼望的繼續學習的機會👂🏼，也可能在今後有機會讓自己所學的知識有用武之地。”
1978年9月，時年34歲的李善同順利考取了北京大學數學系文革後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在攻讀研究生期間，她師從中國著名數學家莊圻泰先生從事單復變函數研究。1981年11月，在李善同即將從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之際，恰好經濟學家馬洪在北京組建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馬洪希望新組建的技術經濟中心能把數量經濟和技術經濟引入中國的決策咨詢工作中，需要招收理工科背景的碩士畢業生，招聘辦公室於是到北大找到了有數學背景的李善同⛴。
從自己熟悉的純數學領域轉向完全陌生的經濟學領域，李善同有著這樣一番考慮：“我感到自己畢竟年齡不小了，在純數學方面最容易出成績的那個年紀已經過去了。但在應用數學方面還可能有所作為。”於是在獲得北京大學數學系碩士學位後🫱🏼，李善同成為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首批招收的研究生🎺。也就是這個“非完全理性決策”，決定了她此後的人生道路，讓她從此與經濟學結緣，走上了數學與經濟學及發展研究相結合的道路。
建立中國的CGE模型
良好的數學功底無疑為李善同將數理方法應用於國家經濟社會規劃和政策分析製定打下了良好基礎。1981年6月，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對開發山西煤炭、建設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問題進行論證，這是李善同第一次參與中心的研究課題⏪♑️。利用自己的數學背景，李善同參與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綜合規劃經濟數學模型研究工作。此後，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戰略和跨世紀發展規劃問題為社會各界所關註。為此，1982年10月🦔，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確定了《2000年的中國》作為研究課題，任務是描繪出2000年的中國將會是什麽樣以及實現這個目標可供選擇的途徑和相應的決策，李善同參與了總體定量分析研究👟。這項研究成績斐然：1986年，“2000年中國的總體定量分析”獲全國計算機應用展覽一等獎；1988年，“2000年中國的研究”獲全國科技進步一等獎❣️。
李善同在獲得這些榮譽的同時，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經濟學知識方面的不足將製約自己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剛進入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時，我甚至不清楚馬洪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地位🧑🏽🦳。”李善同坦言🐮，“我是學數學出身的。學數學的人有個問題，就是知識面比較狹窄，除了學習系統數學課程外，再學些物理學課程🧓🏻，但是對現實經濟的了解是很少的。”
為了讓各方面工作開展得更加“順手”，就需要不斷地進行學習。有一段時間李善同會騎上自行車去北京大學🌱，旁聽經濟系的課程。在書本學習與課堂學習之外，來自經濟社會規劃一線的工作者的真知灼見也極大地拓寬了她的視野🖌。
“技術中心剛成立的時候，有一些兼職的副總幹事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他們每幾個月開一次會，我們就在旁邊聽💂🏽。我記得我第一次見朱镕基是在國務院的假山會議室，當時也不知道朱镕基是誰😅，只覺得這個人講話講得特透徹。”李善同回憶道，“我在研究中心接觸到許多人，他們對中國經濟已經做了幾十年的管理工作，聽他們講中國經濟和看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另一重需要突破的瓶頸則是語言。1987年♝，李善同被派往美國城市研究所學習微觀模擬模型。“當時我的英文是很差的👩🏽🎨，”提起這件事，李善同至今還有些不好意思，“我中學學的是俄語🧚♂️👫🏻，考研究生也是考的俄語，英語是大學時作為第二外語學習的👩🏿🎨。”為了在前往美國之前跨過語言關，李善同每星期都去上英文補習班🦹🏼♀️，帶著耳機聽VOA廣播做聽寫練習。到了美國城市研究所後，與美國同事頻繁的日常交流加上大量閱讀英文文獻🏊🏽🧗🏻♀️，在短短的一年內💁🏿♂️，她的語言能力很快得到了提升。
盡管在之前的研究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多次與高校及其他研究機構合作進行建模與政策分析，但在90年代中期，在長期的政策研究和與其他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中🚰👰♀️，李善同意識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仍需要一個自己主導的模型，對日常政策咨詢研究進行支持。經過與國內外專家的研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終選擇用CGE模型作為國內政策模擬工具。
從1995年起，李善同和她的團隊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展中心合作🧍🏻，在OECD發展中心模型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現有經濟的特點，對CGE模型進行了改造➡️，建立了DRCCGE模型👨。“這個模型我們叫它DRCCGE，主要有兩重含義：DRC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簡稱，表明這個模型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建立和維護的；二是表明這個模型的性質，D表示dynamic💂♀️，是動態的，R是recursive🧑🏽🎄，表示是遞推的，C表示是中國的。”李善同這樣解釋模型名字的由來🥡。
相比其他經濟數學模型，CGE模型有著顯著的優點🧑🏭，它常被用於分析稅收🏎🤹🏻♀️、技術變動👩🏻🦯➡️、環境政策、工資調整、貿易政策等對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收入分配👨、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影響，可以作為決策支持的有效工具。但學習CGE模型需要儲備大量的先行知識和理論，理解模型方程、掌握建模方法也都比較艱苦😏，這都導致CGE模型方法普及度不高🪧。為了使CGE模型方法能夠更好地傳承，李善同不僅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在高校招募碩博士生加入項目研究ℹ️，培養他們“出師”🙋，李善同和她的團隊還將其近二十年來的研究經驗和成果精華編纂成一套CGE模型系列叢書。
“在建立模型的最初階段，學生來做模型的時候，不知道怎麽編製社會核算矩陣👨🏼⚕️，當時著名的CGE領域的專家Sherman Robinson教授的一個博士生，他的博士論文就變成了學生們的工作手冊。後來我們出了書，上手就直接用這套書，不用拿那個論文了，數據狀況也比原來改進許多，新來的人進入所需要的成本就低得多🪽。” 回顧DRCCGE模型近二十年的發展🛺🥪，讓李善同最感欣慰的莫過於隨著更多人使用DECCGE模型研究各類經濟問題，這個開放的模型的生命力更加頑強。
記錄時代發展
“可能是被家庭環境和北大熏陶出來的🚴🏻，我這個人做什麽事都要和自己較真，”李善同說，“我所做的研究底線就是不能糊弄自己的認識水平。”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李善同和她的團隊也在研究實際問題中對DECCGE模型不斷更新細化🖨。到目前為止👱🏽♀️，李善同和她的團隊已經編製了9個不同年份的中國社會核算矩陣（SAM）🤌，這一系列數據表不僅為DRCCGE模型的建模提供了詳實的參數標定依據🕴，它們還以結構化的數字形式記錄了中國十幾年來的社會變遷🍃。在完善DRCCGE這一模型工具的同時，李善同始終關註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翻閱其學術研究歷程🧑🏽💼，可以發現👈，在眾多與中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眾多決策背後，李善同和她的團隊都貢獻出了參考依據。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進入新世紀中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是當時國內外關註的焦點問題。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計委🥴、世界銀行、福特基金會共同支持下，李善同組織召開了中國增長潛力的國際研討會⛰；並且深入、系統地開展研究，分析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澄清了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模糊認識🚊，得出了“中國經濟仍可保持快速增長”的明確結論🧑🏿🦰，為中央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為國家製定中長期規劃提供了科學的定量依據💆🏼。
在對中國中長期發展面臨的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同時，李善同也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大量專項研究🦼👎🏿，如南水北調工程、中國加入WTO🚢、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和經濟與自然協調發展🤙🏼、中國服務業發展、中小企業發展等，其研究成果均為國家政策製定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李善同還致力於中國區域發展和政策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她便開始就參加中國區域發展和政策研究🧑🏻💻，20 世紀90年代以來，她更是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其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主持的區域協調發展研究，全面地研究了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問題♿️🧚🏿♂️，在國家製定區域政策中發揮了重要參考作用。
2004年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重點項目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下🦻🏽，李善同及其團隊首次對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進行了問卷調查🏄🏽♀️；首次利用國家稅務總局增值稅的數據分析了中國國內貿易的空間分布及省際邊界效應🪫🏌🏼♀️；首次利用各城市生產資料監測價格數據分析了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在此項研究基礎上🧑🏼🦲，李善同在政協第十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了關於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提案，該提案被第十屆政協評選為優秀提案。同時，李善同還帶領其團隊細致地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近年來中國地區差距的程度、變化趨勢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報告在國家製定“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中發揮了重要參考作用。
鑒於李善同多年來在中國區域發展和政策研究方面的積累及其影響👩🏿⚖️，2007年2月，她受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會上做國外區域發展情況的報告🧔🏽♀️，完整而系統地歸納了國外區域發展情況以及區域政策的國際經驗，促進了政府相關政策的出臺🥖；2008年被世界銀行聘請為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的顧問，參與了該報告的框架設計和與中國相關內容的咨詢🙍🏻🫸。
回顧自己在經濟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李善同頗有感慨：“人的一生要做好什麽事，還是要靠著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指的是改革開放這一難得的發展機遇。“無論是中國經濟的體量，還是中國經濟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都給做中國經濟研究的人創造了很多發揮才能、認識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機會。”地利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包容性與超脫性🤺。“這個平臺考慮的問題是綜合性、戰略性👩🏿🚀、全局性和長遠性的，在這樣的機構工作能把人的視野和知識面拓寬🖕🏽。”而來自馬洪、孫尚清、王夢奎、王慧炯等領導同事和研究隊伍中的學生的幫助，則常常給她以啟發🤷🏼♂️，支持她在學術道路上繼續鉆研下去。
“我不是一個像兔子那樣能跑得非常快的人，” 李善同總結道，“我的特點是執著，可以像烏龜那樣在學術道路上持續不斷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