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過去30年裏我們在資源環境保護和治理上走過的道路，這裏當然是指全面的評價💆🏼🍽，其中到底是以“失敗的教訓”為主🧑🏿🎓，抑或是也有些“成功的經驗”可談？就當下的流行觀點來看，由於資源環境的現狀的確很糟糕，進而也就可以以此來進行推定，那就是過多地犧牲了資源和環境，過重地依賴於量上的增長。這一點也曾經深得筆者認同，最簡單的一個證據就是🧒🏻，西方國家的環境質量就比我們好很多，為何他們就沒有犧牲環境來換取增長（當然，他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後來就改掉了）❄️🚤？
不過，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比較以及結論似乎有點簡單粗暴🫵🏻，為何呢？發展階段不同使然，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各國各地區實則無法在各種指標上進行橫向的比較，包括環境質量的指標🙃，這裏可能的一種做法就是按照收入/人均收入等指標抽取橫截面來做比對，譬如👯♂️👮🏿，在人均收入4000-5000美元上下時，各國/地區的環境汙染情況🧑🏻🎓，又譬如，在城鎮化率到達50%左右時，各國/地區的環境汙染情況🕙，這樣比下來，可能中國目前的情況還是要差一點，但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不會太遙遠（畢竟工業化階段都不一樣了）🙎🏿。如此看來，盡管生態環境質量不高，但我們的資源環境績效在很大程度上也並不見得很差了🛌🏻，即過去幾十年的治理還是發揮了一些作用🈸，至少是發揮了與西方國家早期環境治理相差不多的效果。
再退一步而言，上述的結果似乎仍有點自欺欺人，難道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我們就必須重復嗎✋🏻？至少我們可以吸取其中的一些經驗教訓啊？的確如此，僅僅做橫向的比較對於解釋我們的資源環境問題遠遠不夠。就此，我們有必要加入一個縱向的比較維度，那就是從時間的維度來評價資源環境治理的成效。粗略一看🪦，也許這個問題過於簡單了，基於長年累月的環境汙染🏋🏼♂️👲🏿，難道現在的環境質量還會比過去的好嗎🙎🏽？從研究的角度看👌，當然不能這樣比了。如何比才比較科學呢？就是去除統計意義上的幹擾後進行比較🫛，比如最典型的是😓，將各種資源環境治理的製度安排和政策因素扣除掉🌕，然後再來看環境質量的平均水平，或者人均環境汙染排放量等🐯⚱️，按照比較規範的語言表述就是設置不同的情景進行比較。
這裏主要可以設置四種情景，A1情景代表了較低的資源環境管製加低效的經濟增長（比如計劃經濟），A2情景代表了較低的資源環境管製加高效的經濟增長（比如市場經濟）🟧💗，A3情景代表了較高的資源環境管製加低效的經濟增長，A4最後代表較高的資源環境管製加高效的經濟增長🪻👰🏼♀️。
在這四種情景中👨🎤，對於資源環境保護最有利的顯然莫過於A4了🚏，但較之於A1🚵🏿♀️🏌️♀️，實際上，A2和A3也都表示資源環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護，其結果都優於A1，這裏面實則隱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那就是究竟什麽才算是資源環境的紅利，其實資源環境的紅利既可以來自於嚴格的保護，也可以來自於高效的利用👩🏼🦱，應該說，如果說過去30年我們高速的經濟增長的確是通過改革（開放）提高了我們的效率，那麽這樣的效率實際上已經轉化為我們在資源環境上的紅利👩🦲，那就是避免了當前中國陷入更為糟糕的資源環境困境當中。盡管我們在資源環境管製上尚有諸多欠缺💈，但正因為不斷的“改革”優化了資源配置⬜️，提高了資源環境的生產力，才讓我們走出了A1的情景🧬，進入了A2的情景，並為未來進入A4的情景做了相應的準備。
按照上述的理解，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解釋為何西方的環境管製理論與實踐大都無法在中國生效，主要原因在於🔡，西方治理資源環境的出發點是較低的管製水平和較高的增長效率（A3），因此，如果從情景演變的角度出發，只能是從提高資源環境的管製水平出發來緩解環境汙染的矛盾，即便他們依舊在推動經濟增長，但這部分對於改善環境質量的效用已經不高了。由此，西方發達國家才能夠在上個世紀70年代順利地啟動環保主義啟蒙運動🙋🏿♀️，並繼而很快地從政治、法律🍍、社會以及經濟等各個層面出發形成對資源環境的有效治理。但對於中國而言🥫，在改革開放伊始，我們是處於環境管製水平和經濟增長水平都較低的情景（A1），而啟動改革了推動經濟增長，因其較低的交易成本和較小的政策阻力而顯然成為首選之策。
以上便是“改革”之與保護資源環境紅利的一貫意義之處了★🔼，也是當下在全局“深化改革”對於建設美麗中國的價值所在。
註：今天的媒體報道，“韓媒抱怨中國霧霾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汙染’”，這其實正是世界選擇了選擇中國，中國又選擇了這條道路所必須承受的結果🚠，所有的環境問題必然也是由中國和這個世界一起來解決，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世外。
（作者單位👩🏿🎨：恒行2平台環境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