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源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基於對可持續發展的各種理解⛪️♖，西方在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上曾經有過兩種主要理念🌀，其一是繼續走資源環境密集型的發展道路（稱之為A模式），作為最極端的增長至上論，這條道路在西方發達國家基本已經沒有什麽市場🧑🏻🔧，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此，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的環保主義運動催生了第二種發展理念，那就是走“綠色”增長道路，其中尤以1988年聯合國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為代表，此後✹，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基本上認同這個理念，並切實地采取了各種政策與行動，對本國/本地區進行實實在在的“綠色治理”🧾🚐，並取得顯著成效🤶🏽。
到今天，整體上西方國家的環境優於發展中國家🙅♂️，而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其中不可獲取的一個條件便是借助於越來越便利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將本國的高汙染🏂🏽、高能耗產業向外轉移，同時有限製、有選擇地對外輸出本國的“綠色清潔資源（即能源資源環境）”（譬如跨地區貿易一體化協議中對特定地區進行貿易品種類的限定），盡管從結果來看，這似乎是全球化背景下，各種要素參與全球分工後使然，但如果所有的貿易都是真正雙向自由流動的話，到目前🛬🦵，發展中國家實則不會接受這麽高比例的汙染產業，而完全忽略對於清潔產業的引進，而發達國家的環境治理也不會如此順利。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便是全球範圍內，各種形式自貿區的設定，自貿區對於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發展模式和道路轉型的意義何在呢🚣🏿♂️？
一方面𓀎，自貿區，顧名思義肯定是提高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程度，讓商品和要素通過這個管道真正地在國際市場上流動起來，然後推動本國稟賦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最大程度的回報，這一點基本上是眾所周知👩👩👧👦🏂🏿。但這卻並非是自貿區的全部內涵，到今天🐻，我們開始研究所謂的“負面清單管理”，這在30多年前改革開放依始時👩🏼💆🏽，是根本不敢做，也不敢想的時期🚂，那時，擔心的事情是怕沒有外資進來，沒有對外貿易可做🤌🏻🧸。然而🤖，30多年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卻早就為自貿區設定了為數眾多的“負面清單”，對貿易對象和種類進行了諸多的規定🚧🤡，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進行了一次“資源的扭曲配置”，即通過政策來抬高某些貿易品的成本，並通過“自貿區”又降低其他貿易品的相對成本,從而創造以及凸顯出某些貿易品所謂的稟賦優勢🥩🏊。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已經明白（或許大部分人還沒有真正明白）🟦，這樣的成本本來應該通過國內的價格信號進行還原，不過，要在國內扭轉資源環境等要素的價格信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譬如需要國會、政府🎠、市場進行反復博弈之後才能成行👂🏻。而如果通過自貿區負面清單的形式來扮演價格信號的作用，那麽就會減少很多的社會博弈成本🧼，同時實現對貿易和投資流向的某種掌控🙅♀️。這便是自貿易建設對社會經濟發展模式選擇的第二重意義所在，也可以將之理解為所謂的“倒逼機製”，只不過🧙，更寬泛的理解是，自貿區倒逼的不僅僅是政府🙋🏻、企業等主體®️，如果政策合理有效的話，它還會直接倒逼“資源環境領域的價格形成”😎。
就此而言🦆，針對當前已經高度自由流動🤦🏼、並且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在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的設計中，不僅應該繼續執行原先已經出臺的各種資源環境保護管製政策🚴🏻♂️，而且還應該對此提高約束，讓資源環境要素的流出越來越困難🦶，同時促進這些要素的積極流入👩🦰。反言之，必須切忌重復以前的教訓，讓高汙染和高能耗的產業繼續得以在“自由和開放”的名義下透過自貿區這個管道向內湧入⚁。否則🥢，我們的自貿區發展極有可能是反其道而行，令“建設美麗中國”這個目標漸行漸遠！
除了上述A模式和B模式之外，同濟大學的諸大建教授還提出了另外的一種發展模式，即C模式，該模式強調的是“適度的”可持續發展🙏🐤，側重於以擴大經濟增量為主要的途徑來逐步提高國民經濟的綠色性🧥，其實質是建議在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走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取一個“折中值”，認為環保的步伐不可過急，應該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相適應🤞🏽，在主要矛盾仍集中於“發展與落後”的時候🗑，不可將我們的註意力和精力完全轉移到資源環境領域上🤰🏽👨🏿🚒。應該說，這樣的一種模式（或理論）比較符合中國1978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經驗，那就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來逐步消除市場中的扭曲現象，通過增量來解決存量中的結構性矛盾👨🏼🎨。
不過🌷，問題在於，從國外的實踐來看🦆，可持續發展的思潮一旦啟蒙🧓🏽，在最初階段就會表現得極為“激進”🧑🏼🤝🧑🏼，譬如美國😞🥮，環保主義運動開閘之後💆🏼♂️，一時之間朝野各界無不以“綠色”來標榜自己🗒，以至於任何領域的政策如果與“環保”相沖突便會遭到抵製，其中便包括“自由貿易區”的政策。反過來，也有一些國家🔴，並未真正地啟動可持續發展進程⛹️♂️，任由資源環境條件繼續惡化，最終則基本上都慘淡收場🙍♀️。就目前的情況看👨🦽➡️，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因素刺激🧜🏼🤳🏻，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選擇關口，那就是，在資源環境保護問題上，接下來究竟應該是“勻速”前行🥻，還是“加速”前進🙍🏽♂️？
客觀上而言🧘🏻♂️，國內的環保領域看起來很熱鬧，但在根本上，我們距離“真正的環保主義啟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沒有到要區分誰是“深綠”🤸🏻♂️🦵🏿，誰是“淺綠”的階段⤵️，不得不承認的是，仍有很多的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受到增長至上傳統思維的束縛，希望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應該圍繞經濟增長展開🧗🏻，一切工作的評價也都應以GDP為標準🧝🏼♀️，在此背景下，也很難說，上海自貿區的相關改革就沒有諸如此類的考慮🏋️♂️，即通過體製機製改革及相關領域的開放來優化資源配置🙎🏽，引入外部資本，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經濟註入新鮮血液🔠，從而繼續做大規模。果真如此的話，那自貿區的開建倒是與上述C模式的發展理念比較契合，一方面♢，讓經濟繼續加速前進，另一方面，資源環境的利用速度則相對減緩，通過此消彼長的漸進方式來化解當前的資源環境困境。
但實際上🧅👨🏽💼，從中央的意願和部署來看🙇♂️，如果自貿區僅僅停留在這樣的一個目標和階段上🧔🏼♀️，這顯然無法滿足當前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在“調結構🧑🏻🦯👨🏿✈️、穩增長和促轉型”三者中，結構調整顯然是重中之重♈️，為此，無論是“五位一體”的發展定位，還是“汙染的區域聯防聯治”🧥，以及“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等等，都可以看出中央為了因應接下來一個階段裏可能出現的新一輪“環保訴求”而在著手開展的各項準備工作，如果自貿區的發展態勢依舊僅僅是促增長的話，那麽就會與這樣的努力相抵觸，也不符合中央的施政意圖。
最後，自貿區究竟應該如何以自身的發展來輔佐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模式這個目標呢🧑🏻🦲，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所提的“減負”理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可能便是，通過自貿區促進要素稟賦的轉變🙆♀️，以自貿區吸引資本，推動中國部分區域形成全球性或地區性的“資本高地”🧍，讓資本逐漸成為我們新的競爭優勢🏄🏻♂️，以更加“廉價”的資本替代相對“便宜”的資源和環境⛲️，如此📭，也可在不強行“減負”（規避汙染產業）的情況下👩🏿🎓，實現社會經濟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的齊頭並進，抑或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基於競爭優勢基礎意義上的“減負”🚴🏽♀️。其實，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要推動金融、貿易、航運等等的一體化來對抗外部競爭的關鍵所在。
（李誌青 恒行2平台經濟學院/恒行2平台環境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