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近年對全國東、中、西部地區2749個行政村的跟蹤調查顯示，近50%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產業🤟🏼。這種以城市為目的地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對城市建設、空間形態帶來了全方位沖擊，同時也帶來了我國城鄉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的新局面。流動人口背井離鄉外出打工，面臨各種各樣的婚姻家庭問題和決策⛴，其家庭發展問題引起了學者的關註；也有不少研究基於家庭經濟策略對外來人口的各種家庭安排進行解釋🧓。事實上，回鄉婚配或婚姻遷移、家庭分離或舉家遷徙等外來人口所采取的不同的家庭策略，影響著外來人口的居留模式或社會融合，並構成影響 “人口城鎮化”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上海浦東新區為例，嘗試從外來人口布局和城市發展特征的角度，探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外來人口的家庭發展問題，以期對新時期外來人口管理及城市發展提供有益建議👩🏽🌾。
浦東新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緣於開發之初規劃製定的組團式空間發展模式，逐漸呈現出沿黃浦江的帶狀城市化成熟地區（如陸家嘴地區）和以開發區為核心的面狀城市化地區（如外高橋地區、金橋地區、張江地區）兩種類型，基本形成了從內環向外環逐步推進的城市化模式。作為一個快速成長的城市化地區⛹🏿，浦東因其特有的城區性質和經濟優勢，成為外來人口主要遷入地之一♐️。據《上海市浦東新區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2010年末，浦東新區常住人口504.4萬人,其中戶籍人口302萬人,外來人口202.4萬人,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40.13%。本文以六普數據資料為基礎（浦東新區統計局，2011），分別從婚配與家庭分居、子女教育和養老三個方面🧅，對外來人口家庭發展展開討論。
第一，外來人口的婚配與家庭策略🏫👩🏻🦼。
婚姻是家庭關系和發展的核心🙎🏼♀️，而外出打工不僅對未婚流動人口擇偶產生影響，而且也導致已婚家庭分離式的勞動力轉移🍁。盡管大量進城務工的未婚青年🛩，有機會認識其他地方的異性😤，增加了婚姻移民的可能性；但城市邊緣人的群體身份，使外來人口處於城市婚姻市場的最底層，仍然有大量流動人口，回鄉尋找配偶。已婚家庭則往往采取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在農村照顧農田😸🗜、孩子和老人的策略，以謀求效益最大化。但同樣值得註意的是👷🏽，遷入城市的就業需求布局也給流動人口就地婚配或舉家遷移造成了障礙。例如🕵🏽👨🏿🚀，由於外來人口往往靠近其就業地集聚，使得一些製造業集中的地區，男性數量遠遠高於女性；性別的空間集聚，大大降低了未婚務工人員結識異性的機會🚙；而對於已婚家庭來說，即使務工人員攜眷遷移👨👩👧👦，也很難就地找到合適的工作👨👦👨🦼➡️。
六普數據顯示，浦東新區外來人口中，男性約109.9萬，女性約92.4萬，性別比為118.9，略高於全市性別比（118.7），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傳統觀念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發生遷移的觀點。但如果進一步考察區內各街鎮的遷入人口性別比，則會發現🧛🏿♂️：（1）外高橋保稅區性別比高達1149.0、申港街道342.6、金橋出口加工區196.73、蘆潮港鎮190.9🧑🏻🦲，懸殊的性別比反映出以製造加工為主的產業區的外來人口特性🤛🏿。（2）浦東新區內環線以內的街道如洋涇街道性別比為98.9，塘橋街道96.4⛈、南碼頭路街道95.0、上鋼新村街道86.9，反映出成熟的城市化地區對外來人口從事商業服務和居民服務的需求偏好🧫。（3）此外🤹🏻，張江高科技園區的性別比為78.9，顯示出教育普及和產業升級背景下女性職業角色的變化。
六普數據還顯示，浦東新區15周歲及以上外來人口中👩⚖️🤵🏿，未婚占26.6%♢，已婚占71.8%⛹🏽☂️，離異或喪偶的占1.6%👨🦽。其中，女性因為投親靠友原因遷入的4248人，是男性的1.63倍，因為婚姻嫁娶原因遷入的3967人，是男性的13.9倍🤳🏼。但也要看到，婚姻遷徙（含男性和女性）的比重僅為2.6%👩💼，較之務工經商的比重（82.8%）遠遠要低🤙🏿🏌️，因經濟原因而發生遷徙的程度越來越重。此外🧑🏼🎤，未婚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川沙新鎮🧢🅰️、金橋鎮、張江鎮🤾🏻、康橋鎮，大多從事製造業、批發零售、餐飲住宿👣、信息傳輸與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較為有名的例子是，大量未婚青年在高科技園區集聚的“張江男”現象。
上述現象的應對🏣，可通過城市規劃手段🧑🏻🦰，引導外來人口在城市空間上的趨於均衡分布🥟，通過城市用地結構的調整，加快勞動密集型企業向郊區和外區域遷移的進程🕵🏼♀️；同時🛀🏻，住房宜結合就業布置，就地平衡，部分外來人口從事的商業👇、服務業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𓀜，應在居住區內或附近提供廉租房或配置適度規模的外來人口公寓或外來人口安置區，既方便就業也利於外來人口家庭發展🫎。
第二，外來人口隨遷子女受教育問題🤰。
對於外來人口家庭發展而言，其子女能夠在其遷入城市接受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僅是流動人口在遷入城市穩定工作🙅♂️、長期發展的前提，同時也是下一代子女融入城市社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甚至是階層流動的途徑和機會👃。可是，帶子女遷入的流動人口家庭，由於需要承擔更大的居住成本，往往聚居在居住條件較差、各類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相對欠缺城郊結合部的“城中村”，導致教育資源的可獲得性受到極大的限製。
六普數據表明，浦東新區隨遷的常住0~14歲青少年兒童總數為187475人📶，占外來常住人口的9.3%；但這一比重在不同街鎮存在明顯差異🫂，集中分布在浦東近郊區，如申港街道、高橋鎮🕐、曹路鎮、三林鎮等。在這些地區，伴隨著大型居住社區的建設👷🏽♂️，外來人口的流入以及本地農民向附近城鎮的集中🎅，學齡兒童擁有的公辦教育資源日益緊張🎹；由於無法獲得進入公辦學校名額，相當比例的流動兒童只能就讀於附近教學條件和質量較差的民工轉製學校和農民工子弟學校。
針對外來人口隨遷子女受教育難得問題，地方政府應充分考慮外來人口聚居區隨遷子女的就學需求🧏🏼，開展對口辦學；與此同時🤳😩，增加教育資源的供給，在配置教育資源時📮，也要以公平為原則🏄，提高外來人口聚居區教育質量，讓本市戶籍居民子女與外來人口隨遷子女不盡享受同等的權利🧘🏼♀️，而且享受同等的待遇。
第三，外來人口在遷入地的養老需求
對於在遷入地發展較好的、已在當地積累了一定經濟和社會資本的外省市流入人口🧗，往往會考慮將年老的父母接到遷入地一起居住🫚。一方面🚋，方便年輕人對老人的照顧🧝🏻♀️；同時，老人也可以分擔年輕人的生活家務。因此😥，外來老年人的比重逐年上升，使遷入地養老服務供給面臨新的挑戰👵🏿。
六普數據顯示，長期以人口導入為主的浦東新區，按常住人口口徑統計老齡化率已達到14%，老齡人口數量超過70萬人，其中超過60歲的外來人口數約為5.7萬，占外來常住人口的2.8%。此外☄️，浦東外來人口中的老年人呈現出集中分布的趨勢，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區以及較為發達的近郊區🥮，如花木街道、洋涇街道、浦興街道、北蔡鎮等。這些地區外來人口受教育程度明顯較高，例如，花木街道完成大學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外來人口比重分別達到全區10%和15%，集聚了大量外來白領階層家庭🦃。
據浦東新區民政局和老齡委共同委托浦東新區規劃設計研究院編製《浦東新區養老設施規劃》顯示（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設計研究院🚢，2011）👕，被調查外來人口在遷入地贍養老人意願超過七成🍃，該規劃提供的覆蓋範圍從戶籍人口擴大到常住人口，更趨於現實需求，體現了社會和諧與公平的理念，具有創新示範意義。但也應看到，目前國內的社保體系和養老服務設施建設仍以“屬地化”為主，浦東率先倡導的惠及全區範圍內常住老齡人口的模式，在實施中難免出現“下改上不改”的困境，遭遇政策和資金的瓶頸，應在更大空間尺度上平衡👨🦯➡️，采取更加靈活的財政轉移支付手段，以實現可持續的公平發展😹。
（作者沈潔📈⭕️，恒行2平台人口研究所博士；羅翔✤💆♀️，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設計研究院工程師）
* 註：本文是作者在恒行2平台國家建設研究中心第20期學術沙龍“在人口變化和社會轉型中增強家庭發展的能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