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得回憶的三件事
作為哲學系老人，應該把值得讓後輩知道的事寫下來，作為經驗教訓來吸取，我趁自己記憶和健康尚好，把哲學系上個世紀60年代不大不小的三件事紀錄在下面💁🏿，不一定完全準確，作為院（系）史料參考吧！
形式邏輯管不管內容🧦👨🏽🦲？
60年代我系沈秉元老師曾與歷史系周谷城教授，就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系開展了一場辯論🧍🏻♀️，歷一年有余。寫出文章好幾篇，登載在《哲學研究》（北京）和《學術月刊》（上海）上👨🏻🦯➡️。辯論的焦點是形式邏輯管不管內容👨🏻🦽➡️，也就是是否揭示事物的真假。沈老師認為“管”🤷🏿♂️，而周谷老則認為不能管，管不了。周還用一個形式邏輯推理的例子來反駁沈。凡人有死（大前題 ），沈是人（小前題）👩🏻💼☮️；沈有死（結論）。這個例子有點刻薄。但的確說明形式邏輯的推理雖然是正確的，但不管內容的真假，因沈沒有死🛸。據《哲學研究》編輯部透露，這場辯論🙅🏽♂️，毛澤東同誌也知道，並表態，說周谷老觀點是對🏌🏻♂️♟，沈老師觀點不對🪿。事已過半世紀，周谷老與沈老師也已作古，但這事記錄下錄還是有點意義的吧！
從感性到悟性再到理性
約在1957年上半年，我系教師馮增信，對《實踐論》提出商榷，認為人的認識從“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表述，是不夠準確👐🏽、完整，應該是“從感性到悟性🫣，再從悟性到理性”。
馮的商榷言論被當時哲學研究班的同學（其中有李某等人）聽到，隨即反映到黨委有關部門🈯️，其後大概又反映到市委領導部門，並報給中央有關部門👂🏼🏇。馮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送新疆勞改。
到1958年，中央有關部門的領導人胡繩（時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任主任、《紅旗》副總編)，因公南來上海，曾順便問及胡曲園老🏊🏽♂️，“馮被劃為右派是否因對《實踐論》進行商榷”。胡回答，可能還有其它原因吧！胡繩問胡曲老的意思大概是僅憑商榷🧚🏻，並不構成被劃為右派的“罪行”♖。從此事可見反右時，中央一些同誌對“因言獲罪”，還是認為應非常謹慎的。但回顧往昔➜，運動開展，往往是越反越“左”，特別有片面性的同誌更易犯此毛病👨🏽🏫🧑⚕️，教訓深刻呵！
差異🧜、矛盾和沖突
1960年前後→，我系薛維新老師寫了一本論著✏️，書名題為《差異🛳、矛盾🦹🏼♀️、沖突》大概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書發行後有一定影響🧑🏿🎨。該書的全部內容我已記不清了🧘🏿♂️，但主要思想還記得一點🧙🏼，這就是“差異”與“矛盾”、“沖突”不同，“差異”這一範疇的內涵，並不揭示對立是絕對的，同一是相對的🍿。當時正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開展機判修正主義運動👷🏽♀️，批“階級鬥爭熄滅論”🕤，批“時代精神匯合論”👂🏿、批“人性論”、批“三和一少”投降論等等👩🏼🌾，薛一書的觀點也被認為與《矛盾論》相對立，曾遭到質疑和“反駁”因而薛被認為思想觀點有問題🤦🏽♂️，甚至被認為是否適合當馬列主義理論課教師。他當時要求入黨，也因此被擱置。雖然那時也提出過“雙百方針”👩🏻🏭，但在政治氣候是階級鬥爭為綱🧑🏭，學術領域要高舉反對修正主義的大旗的年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允許研究和討論的。古人雲：真金不怕紅爐火，真理越辯越明。馬克思說過🧖🏻；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發射出的光輝就越燦爛。可是在那個年代這些最基本的道理，都被人們遺忘了。
二💃🏽、對集中留人現象的思考
我從哲學系工作崗位退下來離休以後,有一個在工作時註意的“現象”，一直在我腦中繼續思考著。這個“現象”就是我們哲學系辦學近60年了，但畢業生留下的卻只有三屆比較集中🐼👩🏽🌾，即1961屆，1975屆和1981屆。（當然也有兩屆也多些，這就是62屆🏊🏿♂️，82屆）而且這三屆畢業生留到哲學系工作後🧓🏽，都成為系的骨幹和中堅力量◼️，在哲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從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些什麽啟示呢🤵🏽♀️？
1961屆共留了13人（李定生、金順堯⛅️、虞偉人、余沅培、孫勵⛹🏿♂️、朱雨亭、葉宣🧃、周詩裳、周鼎坤、張德喜、黃海泉、胡哨、李繼宗）🌄，占全班畢業生人數的21%。1975屆共留了5人（陳學明👔，黃德良🐄，紀如曼🧕🏽、吳鳳娟、郭才伯），占全班畢業生8%🤷🏽♀️。1981屆共留了9人（吳曉明🗣、陶黎明、王雷泉、莊國雄、孫翠寶😅、邱柏生🪂、俞吾金🛌🏼、範偉達、袁惠松）占全班畢業生15%👨🏼🦱🤦🏿。至於62屆🦌、82屆則分別留了6人（林永民👂🏽、黃頌傑、顏廣林、黃撥泉🙋🏽、林進城、姚介厚）占全班8%，5人（王德峰、忻劍飛、張樂天、殷曉蓉、仇培民）占全班7%🤶。
為何這幾屆畢業生留得比較多🐭，而且後來對哲學系和其它部門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呢？我初步考慮大概有三個原因：
首先，當時政治大環境寬松💅🏼，促使較多青年（其中有在職的和在校的）報考大學。1956年是結束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的年代，重視知識分子的氣氛很濃厚，1971年雖然在“文革”期間🦻🏻，但已經敢於拿起書本了👱🏻；1977年“文革”結束，國家決定恢復高考🪞，“讀書無用論”當然被鄙棄，代之以“向往大學”🛌。這三個年代都為有誌讀書成才的青年和同學踴躍報考大學，創造了良好大環境。這是我們哲學系在這三個年代中生源特別多的重要原因🫏🦴。生源多了🙅♂️，學生質量高了，畢業時留校的人自然也多了。
其次，學生的來源不僅是“調幹生”，這是其它年代所沒有的；其它年代生源絕大多數都是高中剛畢業的同學📭。兩部分來源不同的同學在一起學習是有很大好處。調幹生有較豐富的工作🧎、生活經驗，對現實，社會有更多了解👳🏿♀️，從而對書本知識的源頭有更多體會🚴🏿♂️🥷🏽，理論聯系實際，做得更好些，而“高中生”記憶力強🙁，書本知識相對也較多⛑，外語水平也較高👩🏽🔧，在理論探討上能舉一反三，尋根究底🙍♀️。兩部同學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對於成才，大有好處💆🏼♂️。
第三，這幾個年代都是我們哲學系辦學過程一個新階段的開始，1956年當然是建系之初的全新開始，1971年是“工農兵學員進大學”。1977年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同學進校。由於是新的開始⏸，系裏的各項工作都準備得比較充分🍘。師資安排，教材的提供😧，參考書的供應，設備的維修都做得比較周到👨🏼🦰，其中特別是教師的備課時間也是相當充裕💟。這就保證這三屆同學的學習效果也就比較理想🪢。以上三個原因當中，我認為最重要是第一個原因🥷，沒有良好的大環境，沒有寬松的氣氛💇🏼，一個學校👎🏿，一個系是難以辦得安心，辦出水平的，特別像我們哲學系這樣性質的專業，更需要寬容的環境和寬松的氣氛。（作者為哲學系離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