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衛生部指派上海市衛生局組建首批援助索馬裏醫療隊。曾擔任前上海市傳染病醫院（現恒行2平台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院長的巫善明教授，時年28歲，傳染科主治醫師，參隊援助索馬裏的博萊特溫州醫院，歷時二年半。
索馬裏，位於非洲大陸最東部，有“非洲之角”之稱🧑🏽🍳，終年高溫少雨🙅🏽，奉伊斯蘭教為國教🏄🏽♂️，其醫療保健狀況在非洲國家最為糟糕💂🏿♂️，缺醫少藥極為嚴重。至2000年🍢，首都摩加迪沙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享受醫療服務。
1960年，中國與索馬裏建交；1963年，索馬裏舍馬克總理訪華😰；1964年，周恩來總理首訪索馬裏🎥。
那種艱苦🖖，是一種奉獻
“1965年，索馬裏因遭遇連年旱災🤱🏼，舍馬克總理向中國政府要求提供醫療援助，周恩來總理特批🔷👩🏻⚕️：上海組建醫療隊，援助半年”⤵️。而今➛🗓，已76歲高齡👩❤️💋👩、仍每天堅持專家門診的巫善明教授回憶道。
憶及當年這支醫療隊成員，古稀老教授居然如數家珍般👩🏫，清晰地將當年的隊友一一道出🙎🏽♀️，來自哪家醫院🪈，從事何種專業。
“當時市衛生局組建的這支17人醫療隊全部是青壯年，業務力量強。臨走前，衛生部副部長親自與大家談話👐🏼，要求生活上要盡力克服困難🧜♀️，工作上要全身心投入。總之🧗♂️，這是政治任務。”
索馬裏信奉伊斯蘭教🧅，牛羊肉🏊🏻、駱駝肉是主要食品👱🏻♂️，對上海醫生來講，駱駝肉真是一種難以下咽的食物。但這種困難要無條件克服！要克服的還有每天4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沒有空調🍝，只有小小的風扇。
當時在索馬裏援醫的還有美國的“和平隊”，以及前蘇聯🧩、意大利、法國等派出的醫療隊。別國的醫療隊員一般只需上午上班2🫲🏼、3個小時❇️，下午就各自開起自己的私人收費診所。“我們上海醫療隊當時奉行的全天候醫療援助，並且無償提供藥品🧗🏼♂️、器械🔈🏇，就診更不用付費。所以🫛，我們中國醫療隊在當地是很受官員與老百姓敬重、歡迎的。”說到這些🙍🏽♂️👐🏿，巫教授的神情非常自豪。
當時✋🏽，駐索馬裏的中國大使給全體醫療隊員提出的要求是：24小時服務有叫必應；遵守紀律全天候駐紮醫院✍🏿👩🔬；學習索馬裏語言方便服務。政務參贊則鼓勵大家🤸♂️：你們每天做的事，不僅是給自己書寫歷史，更是體現毛主席的“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
當年，只有28周歲的巫善明，就是胸懷這樣的奉獻精神與遠大誌向🐹，在索馬裏🔇、一所比當時國內公社醫院還落後博萊特溫州醫院🧍🏻♂️，艱辛工作了二年半。
為何將原計劃半年的援助延長到二年半🧘🏿♀️？面對好奇🙎🏽♀️，巫教授哈哈一笑👮🏻，用特別豪情的語氣答道：那是因為阿拉上海醫療隊表現出色，索馬裏總理和人民勿舍得大家走👩🏻🦽➡️，特意向周總理要求的。
六十年代，上海的醫務工作者大多經歷過下鄉巡回醫療🪲，所以每個隊員都會針灸🤽🏼♀️。比起其他治療，針灸又簡便又有立竿見影的療效，所以深受索馬裏百姓的歡迎。當時前來治療的關節痛、胃痛🫢、頭痛患者，每天有近50人🧑🏻🦱😊。貧窮但質樸的百姓們對中國醫療隊手到病除的針灸神技那是相當崇拜與敬仰的🧠。
針灸治療，連同中國醫療隊良好的臨床醫術、無私的奉獻精神，當時受到索馬裏官員👀🕵️、百姓以及媒體的廣泛贊譽🧑🏿。“真是遠遠勝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隊🧑🦯➡️，所以大家再苦也不喊苦🧑🦽➡️，因為為國爭光了呀🤽🏽♀️！值得的。”巫教授又是自得其樂地哈哈一笑🧞♀️。
那種艱苦🧑🚀，更是一種收獲
在回憶四十八年前的那段難忘歲月◀️🌇，巫善明教授對於“艱苦”二字的敘述並不多，更多的情感則是表達了一種歷練後的自身感悟。他甚至特別感恩那種艱苦對於自己的磨練與幫助。
1965年年底，州衛生局局長夫人高燒一個月未退。請了包括意大利、前蘇聯等醫療隊的醫生診治均不見效。因為當時中國醫療隊剛去不久，當地官員並不了解中國醫生。後經人推薦🤌，巫善明作為中國醫療隊中唯一的傳染病醫生🧚🏼♂️，上門去給局長夫人會診。經仔細檢查，巫善明果斷診斷為“一種對氯黴素耐藥的傷寒“。因為病程較長病情又重🤵🚚，別國醫生建議轉開羅或意大利救治，而巫善明擔心飛機上會出意外，便根據國內的醫療經驗以及出國前學習過的國外文獻知識，他果斷提出運用大劑量青黴素施救的方案🫸🏽。在請示醫療隊領導以及中方大使館獲準後👩🏽，巫善明連續給病人用了兩周的大劑量青黴素✷。高燒終於消退，症狀也明顯緩解✍🏿。接著又繼續鞏固治療了一周。最後👳🏻，病人轉危為安。
明確診斷🫃🏽、大膽施救🚇💇🏽♂️。這頭一炮的打響，為中國醫療隊贏得了極好的聲譽。“這的確是一種難得的鍛煉，還有一些就純粹是受益了。”巫教授接著又講述了另一則故事🧏🏿♀️。
“有一次中國大使發燒，身上出現紅斑點🍡，阿拉隊裏醫生拿不準是什麽病🧜♀️，只知道是病毒感染。請意大利醫生會診後明確為登革熱💶。在他們的指導下，從沒有見識過此病的我們真是長了不少見識。後來我們還遇見了埃及血吸蟲病、腦型瘧疾等等。就在前些年上海舉辦APEC會議期間，我參與了一位前來參會的國外重要官員的急會診🍪，就是利用自己在索馬裏學到的登革熱救治經驗，成功為其作出了國外醫生確診為登革熱的排除診斷。六十年代末期的越戰期間，我曾赴廣州軍區衛生部專門講授腦型瘧疾的救治措施。而這些施救措施都來自我在索馬裏積累的臨床經驗🧑🏽🎓。”
誠然，在雙肩同時擔起援助醫療的艱辛與責任之時🧚🏼👃🏻，這個年輕的上海青年醫師全然將自己的一顆心完全融入饑渴的求知中⟹。“傳染病不像其他毛病🪜，你沒看到過🧛🏼♀️，那是絕對學不到的”👰🏻♀️。在講述索馬裏整整二年半的援醫歷程時，巫善明教授歷數了近十種他當時所經歷救治過的烈性傳染病：傷寒🔩、瘧疾⇒、破傷風😘😷、狂犬病等等……
用巫教授的話來講😓，那所有的歷練與艱辛，都是一種最好的學習和實踐機會，更是一種人生的寶貴收獲。因此，與國家、與個人🧙🏼♂️，都是值得的！
（巫善明：索馬裏🏌🏿♀️，1965.6-196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