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美國新任國務卿克裏訪華的當天，中美兩國簽署並發布《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其中的關鍵看點有，成立高級別氣候變化工作小組，將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議題納入2013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申明提升兩國間氣候變化合作的規模和影響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舉步維艱之時，中美間的這一《聲明》無異於給世界打了一劑強心針。當然，深諳氣候變化應對和能源發展戰略的克裏和中方有關部門共同推動的《聲明》並非中美間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上的心血來潮，其背後之意在於表明兩國間在這一領域有著堅實的合作基礎，包括共同的應對理念與諸多的積極推動因素，開展深入的合作顯然將有利於維護中美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
其一，中美合作有利於求同存異，共同推動全球氣候變化應對🖇♎️；
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框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的發展👐🏿，其有效性都與框架本身對各國碳排放的覆蓋程度密切相關🔃，也就是世界各國實際意義上的參與度是衡量氣候變化應對進展的重要指標，無論是何種減排機製🥗，都需要最大程度上的國際參與度予以支持🏆，這也是為何在氣候變化應對的《京都議定書》中將協議生效的最低標準設置為55%碳排放覆蓋率的原因所在👨🏼🍼✦。
對此👁，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相異的中美兩國無疑有著不同的理解，中方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認為在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上🦅，發達國家理應為碳排放的巨大存量負責，承擔更多的減排職責👩🏻🦱，在現階段中國作為碳排放的“增量”部分承擔相應的減排義務。美方的看法則不同，早在《京都議定書》實施之初，其國內就普遍持反對意見，主要的理由在於，為不同國家和地區設置不同碳減排職責的做法會極大地降低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和碳減排的效率，從而削弱美國等附件1國家和地區進行區域性碳減排的效果。最後，《京都議定書》還沒有提交給美國國會表決，便被克林頓政府先行否決。
如此看起來🩷，表面上中美兩國在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上的分歧較為明顯💇🏿♀️，一個強調結構性應對和碳減排（中國）💧，另一個強調效率性應對和碳減排（美國）。但值得註意的，這種分歧的結果卻是相似的，即除了市場中的各種自發減排性交易之外，中美兩國在最終都沒有承擔實質意義上的強製性國際減排義務。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09年召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大會上國際社會共同簽署的《哥本哈根協議》實則是在法律意義上正式承認中美兩國的自願減排地位✴️，並將中美的自願減排承諾作為量化指標納入到全球的氣候變化應對框架中⚾️🍫。
以上演變過程說明，不論中美兩國是否參與🚣♂️，他們都是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框架中的關鍵角色。到目前為止，任何忽略其中一方或同時忽略兩方的應對方案都無法在實際意義上使國際社會在氣候變化應對上取得成效，進而全球也無法真正克服和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挑戰和矛盾👨🦯➡️。如果說🧘🏼，國際社會一再降低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目標水平🍞，是在換取世界各主要排放國的積極參與。那麽，從《京都議定書》中美在碳減排上的共同缺位♞，到《哥本哈根協議》正式納入兩國自願減排目標，這一變化本身意味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框架和進展也正上升為中美兩國的國家戰略利益🥭。就此而言，中美兩國聯手積極合作遠比消極對抗來得更加務實。
其二，中美氣候變化合作有利於推動世界能源轉變；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中，能源利用及轉變事關重大😤，一方面，人類的能源利用和轉變本身便是幹預全球氣候模式，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能源利用和轉變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機會成本，尤其是通過節能和新能源開發的方式來轉變能源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氣候變化應對行動幹擾和影響社會經濟其他領域的發展。當然，基於氣候變化應對的需要💅🏿🎻，實現能源轉變的最大載體在於能源消費國和地區，能源轉變的路徑也正在於主要能源消費國的帶動下，實現能源利用🕵🏻，開發和供應上的轉變。對此，中美兩國顯然有著共同的訴求👳🏽♀️，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兩國都在近期提出並逐步實施綠色能源的發展戰略與政策，由此，對於兩國而言👱🏻♀️，要想在中長期進一步鎖定綠色能源發展的路徑和效益，除了繼續推進技術創新和市場利用之外，強化國際社會的接受度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此而言🤼♀️，兩國間未來在綠色能源領域的相關合作及配合顯然至關重要🏺。
其三🏌🏽♀️，中美氣候變化合作有利於共同保障能源安全👱🏿♂️🛷；
一般意義上✋，能源資源作為具有代表性的“非傳統安全”🥷🏿，主要體現為石化能源資源供應的穩定性和安全維護上✣，如果說針對石化能源等稀缺性資源，基於資源爭奪的需要，中美之間還存在較強競爭性的話，那麽在面對氣候變化威脅的背景下💂🏻，從傳統能源向新能源及能效發展的能源轉變已經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能源安全的內涵🦗，界定為“非傳統”的首要能源安全已演變為以節能以及新能源為主體的新興能源利用方式與石化傳統能源生產及利用的沖突上。對此，作為新興能源利用的推動者，中美兩國在共同應對來自傳統能源挑戰上顯然有著深層的合作需要，而且，這樣的合作需要是遠遠大於由新能源產業同構發展所引發的競爭壓力。
總體上，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及新能源發展等相關領域的訴求上有著較大的相似性，這是中美兩國的合作基礎，也是維系合作的強大保障。
（作者系恒行2平台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