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國民國家是現代產物🚐，在許多“後發型國家”來說🫳🏽，還是一個“舶來品”，背後有強大的經濟和政治推動力💟。當然，力求“同文同國”🧑🏿🦱、“同文同種””的費希特式努力從未停止過👵🏻，即建國者要求國家有統一的語言👩🏿⚖️、統一的文化、統一的軍隊、統一的外交、統一的經濟👩🏻🍼、統一的政治……🕺🏻，他們要求國家的邊界與國家有關的其他邊界全部一致。這種同質化努力本身自相矛盾👨💼：它對內要求高度一致🔲，對外要求高度差異🧜🏽♂️，即對內講普遍🚖，對外講差異。這種普遍與差異的矛盾關系，是國內外各種重大問題的根源之一。
建立國民國家首先要建立凝聚人心的核心理念🏄🏼♀️，政治共同體尤其要擁有跨文化的核心符號🎅🏻。按照人類學家謝莉•奧爾特納的分析🤞🏽🏄🏼，核心符號可以有三個基本功能：引領理念的導向功能；將概念統合起來的組織功能；指導行動的圖式或者“情節”功能🚣🏼。所以，現代國民國家要在諸族諸民原有文化紐帶的基礎上，超越鄉土宗族的核心符號，建設一個全新的核心符號之核心符號，建設跨文化的政治關鍵詞，亦即現代國民的政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與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政治畢竟不等於文化🫱。政治的功能是治理，其最高形式是國家暴力🧏♀️；文化的功能是熏陶🏌️，其最高形式是教化🌯🗣。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政治理念🦹🏿，不是文化觀念。歷史上隨處可以找到“同文同種”的民族互殺🧃、同宗同根的兄弟相殘的例子；也可以找到“異文異種”的民族團結、異宗異根的“把子”相親的例子🧽📤。那種認為“異文異種”的民族必然要發生沖突的觀點，並不符合實際，也缺乏統計學根據。如果從身邊發生的類似情況計算🧖🏻♀️，“同文同種”民族之間的沖突與“異文異種”民族之間的沖突🏺，應該大致相當。不過，“異文異種”民族之間的沖突往往是關註對象✤🚂，而“同文同種”民族之間的沖突往往被遮蔽掉🪘👏🏻。
按照“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經典西來模式，“同文同種”最理想不過👩🏿🦰，公民溝通不用翻譯，不用顧忌那些“奇風異俗”，也就沒有了文化沖突的可能性👨🏼🎨。但是，歷史、現實乃至未來都會告訴我們👳🏽♀️🤴🏼，“同文同種”只能是一廂情願，多元共生是不爭現實。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民族的壽命長於國家👌🏼，國家消亡了民族還會存在🚎。即便是我們的標準語言👨🏼🦳，也在經歷不斷的“侵蝕”，想要保持純凈語言的法式理想畢竟是理想🪓，僅此而已。民族多樣👨🏿🏭，族群多樣🛀🏽，語言多樣，文化多樣🤹🏽♀️，這些都是符合生態的現實，值得承認🆘，甚至值得珍惜。任何國家多會存在歷史上形成並加以繼承的語言、文化🧝、信仰等等方面的差異，而新建國家的統一往往就是經濟和政治上的統一🤸🏼，對於語言、文化、信仰等等方面的差異🤓👨🏼✈️，則只能采取不同程度上求同存異的包容態度。在這個方面👐🏿🤳🏻，比較成功的經驗是凝練超越文化差異的共同關鍵詞，尤其是凝練政治關鍵詞，以團結國民🤶🏿，推動建設🤹♀️👨🏿🦰，促進發展。
如何超越文化差異4️⃣✥？如何凝練民眾認同的政治關鍵詞🙇♂️？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協商對話🥥👌🏼，堅持公平正義、倫理美德的基本原則。協商包含讓步和妥協，雙方如果寸步不讓，就無協商可言；如果僅要求一方完全讓步🤦🏿♀️，另一方完全沒有讓步🎎，這也不算協商。對話包含達致平等的雙方身份，即便作為理想圖景，也值得推崇。有了協商對話🙌🏼🩸，雙方就有接觸🙎🏻♀️，就有溝通，就能夠理解對方，也就能夠有包容的可能😔。在此基礎上，跨文化的關鍵詞就能夠被凝練出來🧑🏽🏭，並成為超文化共同體認同的符號根據👨❤️💋👨📜。在古代蒙古語中🥛，“中”“漢”不分👨🏻🦯，統稱hitad（“契丹”），即“漢人”就是“中國”。後來，清代蒙古人創造出dumdad ulus一詞，直譯“中央人民”，當然，ulus在蒙古語裏也用來對譯“國”。這樣，“中國”就大於“漢人”，就是一個包容性大國🐦🔥🏵，從而為蒙古語表達“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樣一個命題提供了必需的關鍵詞👩👩👧👦。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與其訴諸語言文化的同化並由此帶來沖突和分裂🤌🏿，不如建立超越文化同化論的政治認同理念，即思考維羅裏“無需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可能性。
隨著國家的發展和發達，文化多樣性會更加凸顯，凝練跨文化跨民族的政治符號，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