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市政府特聘決策咨詢專家，石磊教授經常參加各級政府的決策咨詢會議🧛♀️，為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政策的製定建言獻策，參與政策的製定和地區發展規劃研究。以他為首席專家的團隊中標國家重大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公共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並計劃在4-5年的時間年完成研究。
1978年🧜🏼♀️，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目標的確立，中國邁出了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第一步😓。財政政策的重點也由支持工業，尤其是重工業轉向了經濟的整體發展💬，農業、輕工業成了財政補助的對象🚐。
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漸深入，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就使得更多的資源集中到了工業領域🤗、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造成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失衡🍮。“客觀上講，發生這種傾斜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資源的均勻配置會導致無效配置🫄🏼☆。”石磊教授說道🕵🏻♂️：“資源的增值能力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產業是不相等的。哪裏的增值能力高，資源就自然地流向哪裏。但是長期如此必然會導致結構剛性，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影響全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最終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國家的發展不僅僅是GDP的增長，更是意味著絕大多數人民獲得了實際的經濟利益，全社會的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數得以提高。”因此🧓🏻，國家的財政政策除了應該為經濟整體發展服務外🧑🏿💻，還應當考慮到“人”的因素。
“加大對基礎民生的財政投入”
要在財政政策中體現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就應該加大財政在民生上的支出，尤其是基礎民生上的支出🫷。
石磊教授相當重視民生與基礎民生的區別。在他看來🕵🏽♀️，籠統討論民生意義並不大。在目前國家財源有限、發展不足的情況下👰🏿♀️，必須分清楚輕重緩急👨🏻🍳，將民生與基礎民生加以區分🧜🏼♂️，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最急需的基礎民生領域🧚🏻，包括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基本住房、基本就業以及商品、藥品的質量安全管理。
近幾年來，雖然政府已經加大了對基礎民生的投入🛣，但相對於人民的需求而言♌️，仍是遠遠不夠。“這一點城鄉醫療資源配置就可以看出來了，”石磊教授舉例道⚠️，“中國目前城市化比率達到50%，這意味著有一半的人口在農村，但是醫療資源配置顯然沒能達到城市與農村1👨👩👧👧：1的分配比例💇🏼。”社會基本保障製度不完善🏋️♂️、醫療體製不健全，這些基礎民生產品👝、服務的欠缺正是中國老百姓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中國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這不單單是文化上的原因，更多的是因為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一旦出現突發疾病等狀況，就有可能使老百姓出現資金嚴重短缺、周轉不靈的情況。”
國家對民生投入的不足不僅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最終也會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家經濟增長決定於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貿易🧈🧑🏻🦼。貿易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要刺激經濟增長，主要是刺激內需和投資需求。”很顯然🧁，一旦民生投入不足📍🍇，人民生活沒有保障，內部需求自然就減少。如此一來既限製了經濟增長又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將財政政策向民生傾斜，建立起以民生為價值導向的財政體系也成為課題研究的重中之重。
“將民生指標納入官員績效考核當中”
加大財政在民生方面的投入看起來很容易🚣🏻♀️🍓，實際上則存在製度上、實踐上的困難。
一方面🧑🏼🔬，民生支出與公共行政支出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根據石磊教授的觀察，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直沒什麽變化🫱，而公共行政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卻一直是增長的😛。“民生支出和公共行政支出兩者實際上是在蹺蹺板上的兩邊，一邊開銷多了🤜🏼，一邊投入自然就少了。”
其次是以經濟增長為主要標準的幹部考核製度給政府官員錯誤的行為導向。“有什麽樣的製度就有什麽樣的行為🤲🏼，”石磊教授十分註重製度對政府官員行為的影響😺，“民生上的投資見效緩慢，大多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如果沒有嚴密的考核製度，政府官員的積極性自然不高🧛🏽♀️，財政收入就很有可能流向立竿見影的形象工程💃🏼。”
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課題組提供了這樣一個解決方案：建立科學的幹部問責製和考核製度，降低GDP考核在幹部考核中的比重，增加民生在幹部考核中的比重📢🥷🏼，尤其應當考察預算當中民生的投入✹，並且在決策的候核算預算落實的情況，將民生指標和幹部問責製、幹部考核製度結合起來。
“部分樣本點數據已經出爐”
“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籠統地用一個指標來衡量不同的地方是沒有意義的。”根據石磊教授這一思想，課題小組既挑選了以農業為主的地級市為樣本，也選擇了一些工業占比大的地區，既包括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也有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後的地方，並計劃根據不同發展類型的地區，建立起一整套科學的民生指標。目前🤰🏽，部分樣本點的數據報告已經出爐🧔♂️👩🏻⚖️，比如對山西晉城財政的研究報告。“我們的報告已經成為為晉城市下一步財政改革的指導思想。”石磊教授對此頗為自豪。
“國家要求我們強調理論方面的研究💥，每一年要出供國家咨詢的研究報告，整個課題成果不少於5到6本的專著。”但是，石磊教授並不滿足於國家要求的這些成果🚣🏽♀️。目前，中國並沒有完整的公共經濟理論體系，連教學課本基本上都是翻譯西方公共經濟的教材。“把任何一個國家的理論放到中國，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石磊教授說：“我們一定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要做出理論上有突破的貢獻。從而為經濟社會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提供更好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指導以及政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