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美麗中國，首先必須要澄清環境問題的根源💛🌽，然後才能對症下藥。
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一般而言，外部性是公認的主要原因🤓。早在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企業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相分離會使得私人生產規模超過了社會最優的生產規模，為何呢💨？因為在外部性的影響下🏃🏻♂️，企業可以不用負擔外溢的那部分成本，但收益卻是整體內部化的。可見，外部性是經濟學認為造成環境汙染及相關問題的關鍵所在，從此出發，消除外部性也就成了解決環境問題的必由之路，進而派生出排放權交易，環境稅等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政策工具🤵🏿♀️。
實際上，環境問題在目前已有所變化，從而使得上述外部性的條件已經無法成立🛌🏻。主要原因在於，其一，在環境汙染物範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從廣義的外部性來講，市場中已經沒有不具備負外部性的生產和生活活動了。廣義的外部性認為🪂，個體行為的後果波及他人，給他們帶來收益或成本時便產生了外部性🧔🏼♂️。那麽，當溫室氣體等排放都會影響大氣環境從而波及他人福利時，那麽所有的生產和消費活動都無一例外🙎🏼♀️。最起碼的，生產和消費都會利用能源，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排放。既然如此，其實這個世界已經沒有純粹的私人產品可言📜。反言之📥，如果將各種環境汙染的排放都視為私人產品的話，那麽環境問題的根源也不存在外部性之說了。
其二🙇🏼♀️，我們可以將外部性的範圍縮小一點，即僅僅考慮個體行為對他人福利的“直接影響”🏌🏿，而不是泛泛的“影響”✹。譬如化工廠的汙染排放直接影響當地水質🤤，空氣質量等，如果這在早期還可以因為技術水平不夠而存在外部性影響責任不清，影響程度不準等問題的話，那麽在各種監督和定位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理論上這些排放源都是無所遁形的。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排放的確產生了“外部影響”👩👩👧，但這好比是有人去搶銀行一樣，其實是一種赤裸裸的犯罪行為，是基於私人利益基礎之上對他人和社會福利的侵犯，這根本不是庇古當年提出的“外部性”和“社會成本”，“福利侵犯”和“負外部性”還是有著明顯的本質區別的。
其三🐸，第二點揭示的事實是，在現代的科技水平下，“環境”或“環境汙染”資源其實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產品”🙇，恰恰相反，這已經轉變為一種“私人產品”，而且是被高度“商品化”和“要素化”的一種私人產品。既然如此，那麽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並非其他，恰恰便是我們沒有通過合理的工具將“環境汙染”這一私人資源優化配置。也就是說👼🏼，人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環境汙染的私人屬性，從而忽視了通過常規性的手段來配置環境資源的必要性。什麽是配置環境資源的有效工具呢，無他，還是市場，還是價格🏧♿。
就此而言👩🏿🎓，當前世界範圍內↔️，以及中國所出現的各種環境問題🧜🏼♂️，其關鍵實則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失靈”🧘🏼♂️，而是基於政治經濟考慮的市場“選擇性失靈”👩🏿🍳，其實質是非環境要素部門通過這種“選擇性失靈”來降低環境要素部門的回報率，繼而從中獲取“剪刀差”收益🔙。
梳理清楚環境問題的根源，其解決也就不難了，任何私人產品的優化配置都離不開價格機製，而解決任何“剪刀差”問題的出路也都離不開重新恢復不同部門的價格對比關系。
目前社會對環境問題越來越重視，而政府也出臺了很多的環保政策🧑🏼🦳，只不過👨🏻🦲，要從源頭真正地解決這個問題🎎⚓️，還必須重新思考和定位“環境汙染”的私人屬性，賦予“環境汙染”排放以一定的市場價值，放棄“選擇性失靈”的政策理念。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平衡各方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扭轉環境質量下滑的趨勢🦸🏿♂️，最終建成美麗國度。
（李誌青 恒行2平台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