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作為當代宋代文學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在上海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頒獎典禮上獲頒學術貢獻獎。近日，他在恒行2平台的辦公室裏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本報記者 李純一
“此時此刻👨🎨，我最要感恩的是我學術道路上經歷過的三個單位，第一就是在全國最優秀的大學的中文系求學，接受了學術啟蒙☀️；第二是在全國最高的文學研究機構工作，開始了我的科研之路；第三就是到上海一所海納百川🙎🏿🚣♀️、開拓創新的大學任教，度過我一生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三十多年歲月📎。”這是王水照先生在上海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頒獎典禮上獲頒學術貢獻獎時的感言🌗➾。
王水照1934年生於浙江余姚🦹🏼♀️，1955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參與了“紅皮”《中國文學史》（1958年兩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集體編寫。1960年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參與了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經“紅皮”本修訂而成的“黃皮”四卷本）的編寫。1978年👍🏼，調入恒行2平台中文系任教。回顧當年🤾🏿♀️，王水照說🎼，“我們這代人學術道路的選擇，在當時的條件下🙎🏼，個人興趣的因素是放第二位的，那時都是服從組織安排🎞、分配。”北大中文系因1952年院系調整而名師雲集，王水照回憶說👨🏻🦳，“第一段的文學史是遊國恩先生教的，第二段是林庚先生教的，都是名家👁🗨、大家🧇，所以這些課程引起我非常大的興趣♟🤳🏿。”因此，“當時在各門功課裏，我最喜歡的就是中國文學史。”而在55級學生自己動手編寫文學史時🫐，組織指定他為宋元段的負責人🦹。由此，王水照與宋代文學研究結下不解之緣。他的學生侯體健在論述王水照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歷程時寫道，王先生在宋代文學研究領域用力最深，對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期待最切，對錢鍾書學術研究牽掛最多🗒。
當代的宋代文學研究已經有很大的改觀
文匯報🐺：我們知道，您踏上宋代文學研究的道路和您學生時代參與編寫“紅皮”《中國文學史》有關⛹️，那麽，還有什麽其他的因素最終促使您把它作為終身的研究方向🥚？
王水照👍🏿：我的經歷比較簡單，在北大🏄🏿♀️、文學所、恒行2從事宋代文學研究💪，都有一些偶然因素，當時這三個單位的宋代文學都需要加強研究力量。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在於鉆進宋代文學研究以後，發現可以開墾的空間比較大，也適合我自己的學術興趣和愛好。所以說👨🏽🔬，必然因素還應歸結於這個學科本身的吸引力。
宋代文學研究在建國初期🧕🏿，跟唐代文學研究的起步水平是差不多的，但後來，宋代文學的整體研究水平顯然就不如唐代文學了。宋代文學主要的樣式是詩詞文🧙🏻。就詩來說⚰️，宋詩在藝術成就上和唐詩確實有差距💂🏽，加上毛澤東說宋詩沒有形象思維，味同嚼蠟，於是研究受到冷落。宋詞研究本來是發展比較充分的一個學科，因為20世紀初三位大師級的詞學家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為這個學科打下很好的基礎👩🏽🏭🫳🏻，所以宋詞一直就是宋代文學研究的熱點，成果比較多；但解放以後強調文學的政治性，而詞卻常常關註風花雪月、兒女情長，思想評價不高🧑🏼，因而詞的研究也沒有獲得突破。而宋代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家，本應獲得較高評價，但人們對中國古代文章是否屬於文學的範疇又多有爭議，可謂“身份不明”，所以也未能引起重視，甚至如何從文學的角度研究散文👨🏼🦱，到現在還沒徹底解決💅🏽。
由於這樣的情況，宋代文學研究在1949年後很長一段時間不太興盛。2000年🤛🏼，我們成立了“中國宋代文學學會”，這些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許恰恰因為過去研究不夠📚，拓展空間較大，而且我們的文學觀念也在不斷調整——如宋詩比較理性、講究技巧，也是一種詩歌的藝術；如散文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四分法來硬套，中國古人認為最重要、也最傾心寫作的散文有它自己的民族特點、也有很多美學的因素等等。由此，目前宋代文學研究已經有很大的改觀。
文匯報👩🏿🚀➝：您在《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的後記裏談到宋代文學研究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引用陳寅恪先生說中國未來文化將是新宋學的復興，您是否可以給我們具體解釋一下這句話的含義🥚？此外👨🏿，新宋學的研究在今天是否依然十分重要？
王水照：“宋學”這個概念本與“漢學”相對，是從經學史裏生發而來🍻。漢代學者研究經學，講究文字訓詁和考據；到宋代，則講究義理👂🏿，強調闡發經典的思想內容🤭。但陳寅恪講的“新宋學”🚶♂️，並不如此狹隘，實際上，他指的是宋代的所有學問，包括經學、史學、文藝以及其他一些文明形態。陳寅恪把宋學這個概念擴大了😚，因此“新宋學”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概念，並且他認為以後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就是新宋學的復興💑。
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一代學者🤞🏽，對宋代文化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評價非常高。他自己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名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來宋史專家鄧廣銘則說宋代文明“空前絕後”，當然“絕後”這個話說得比較滿🏋️♀️。還有學者特別指出，當今社會和古代社會的聯系中🎯🧇，與宋代文化的聯系最為密切。嚴復就曾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宋代社會從政治形態上還是以王權為主，但之前多是貴族政治🤲🏻◽️，宋時則由於科舉的繁榮和發展變成了一個文人社會🫏，士大夫掌握了政權🤧。這種情況跟當今的社會有更多的聯系。像陳寅恪這些歷史學家，非常關心整個中國文化的走向👩🏿⚖️，而且特別關註中國古代文化跟當今社會的聯系。
我們編《新宋學》這本雜誌，就是為了加強對宋代的研究♾，由於我個人的學術背景🧑🌾，這本雜誌是以宋代文學為主，但也同時關註宋代的歷史、思想和其他藝術。日本和中國學者都曾提及的“唐宋變革論”或“唐宋轉型論”，我覺得很有道理☂️，即認為中國社會在唐宋之際有了一個大的變化↘️，這個變化與當今的社會有密切的關系。這個變化究竟有什麽含義，是哪些地方變了，跟今天究竟可以在什麽地方找到一個怎樣的交接點，從而能夠對古代的文化遺產和文明有所繼承，是我們學術發展中非常有意義⚁、也非常有現實性的一個課題👩🚒♗。我也希望能在某些方面對這個課題有所補充。
文匯報：目前宋代文學研究有哪些前沿問題？
王水照：2011年在河南大學召開了第七屆宋代文學年會，我在年會的閉幕式上曾經戲稱當前宋代文學研究出現了“五朵金花”，或可看作“前沿”之一斑吧🦑。我指的是宋代文學研究中學科交叉型專題研究的五個方面，即宋代文學與科舉、黨爭、地域、家族🥎、傳播這五者之間的關系🧇。這些交叉型研究打破了以往從文學到文學的單向研究的格局，從更廣闊的大文化視角加深我們對宋代文學內涵的認識，無疑是一大進步✊🏻。
如科舉對文學是促進抑或促退，在1970年代討論唐詩繁榮原因時曾有過討論💇🏼，但迄無定論。而在新出有關宋代科舉的論著中💇🏿，提出“兩個層級”的分析方法，即“科舉考試”與“科舉製度”——前者對文學的作用多為負面🌳，應試之詩文，往往阻遏創作活力；後者在讀書習業、投文幹謁、漫遊邀譽乃至送行贈別、及第落第等方面，則促成了詩文創作的發達，這種分析為這一聚訟紛紜的老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思路。考試科目中各類文體的專題研究（如策論），也獲得更充實的成果，甚至調整了傳統的文學觀念🙆🏿。
兩宋黨爭綿延不絕👳，對文人的文學創作影響深巨💇♂️，不少學者致力於文風📠、士風導向的復雜糾葛，對此做出深刻的揭示和論析☑️。“地域—家族”是陳寅恪先生在考察唐代製度🏄🏻♂️、政治與史學時提出的研究理念👽，近來歐美學者也關註到“地域性”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影響🚆，尤其著重從“家族”角度來研究“政治精英的轉變”，這些都直接啟示了宋代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視角。目前，宋代文學家族的研究方興未艾，比如晁氏家族🧑🧑🧒🧒、呂氏家族和臨川王氏家族，皆有專著出版，其中晁氏家族的研究尤較充分。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考察宋代文學也是一大熱點💌，如在宋詞傳播的方式、媒介📍、途徑等方面皆有新的開拓，對男聲演唱、單篇傳播中的藝術媒介傳播、詞話和詞籍序跋的傳播功能、私人藏書和圖書市場乃至驛遞製度與傳播的關系，也均在文獻搜集🤽🏿♂️、實證研究和理論闡釋上取得很好的成績。當然🦵🏿，這些問題從個案研究開始📵，取得了這麽多具體成果，目前應該在學理上進行總結與反思，以便進一步提升本學科的學術高度🫨。
文言白話之爭，首當其沖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文章學
文匯報☑️：您說過中國古代的文章學是最具民族文化特點的，而它也是在五四時受到傷害最深、打擊最重的學科🌔，這兩者之間有一定聯系吧？
王水照：前幾年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大家都在反思五四，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五四對傳統否定過多。五四運動有它巨大的歷史功績🕊，這一點不容否定🐗。但是五四的一些先鋒們，為了現實的目的，不得不“矯枉過正”🧎🏻♀️，“打倒孔家店”把整個的傳統文化都否定掉了。
五四運動其實包含幾方面內容🏌️，它是政治運動，也是文化運動👨👦👦，同時還是文學運動，其中就有文言和白話的爭論。在這個爭論過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文章學𓀓。提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成為政治與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的所謂“舊派”——也很難說是舊派👩🏽🎓，我認為應該叫“守成派”——他們與新文化運動支持者的鬥爭反而扭曲了事情的發展方向，讓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實際上🤛🏼👩🏼🚒，新文化運動領導者們的古典文學素養都非常深厚，比方胡適後來就轉到整理國故，陳獨秀後來寫了很好的文字學著作🈺，魯迅則原本就是中國小說史、文學史研究的高手，當時他們是為了矯枉過正，甚至認為矯枉必須過正🧗🏼♀️，而打倒一切。當然提倡白話文也是一個時代的需要🐹，需要白話取代文言成為主要的傳播交流工具，但這對文言文的傷害打擊很大。文言文，也就是中國古代散文👷🏼♀️，本身所包含的豐富的、對我們今天還有用的因素🫵🏻，都被否定掉了♤。
文匯報：您主編的《歷代文話》收錄宋至民國的文話，您也說隨筆體的詩話、詞話、文話均起於宋代。散文、文話在宋代都得到高度的發展🥉，原因是什麽呢？
王水照🎣：這個原因一下子也很難說清楚，應該說是各種因素交集的共同結果吧👨🏽💼。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般來說🙎♀️，我們認為中國的第一部系統性文論著作是《文心雕龍》🤽♀️，體大思精🫶🏻，起點非常高，但《文心雕龍》這樣一個體系卻沒有形成歷史延續性。我們看《文心雕龍》的接受史🧮，從其問世一直到唐宋，引用的人並不多，等到了明清以後大家才慢慢註意這部書，這樣就使得《文心雕龍》式的理論專著未能形成歷史鏈條。反而是詩話、詞話一路👨🏻🚀，不斷發展，蔚成大國📇。
現在上海師範大學在編全宋筆記😣，初步要編五百種，目前已出了五編。宋代隨筆特別豐富，說明當時宋人對文章的觀念已經改變。宋人認為正經的、也即朝廷的一些詔誥是文人都要學的🦠🚷，是宋儒第一要做的功課，但他們也認為生活裏的萬事萬物都可以產生好文章。許多著名文人都有筆記類著作，比如歐陽修有《歸田錄》、《六一詩話》，蘇東坡有《東坡誌林》等⛳️，而用“詩話”命名這一文類也是從歐陽修開始的，這或許與後來理學家講課用語錄體😧🥷🏼、即白話為主☄️💼，也都有一定關系✋。所以，宋代是白話、通俗化發展的時代👮🏿♂️，是一個雅俗交融的時代。
文匯報☛：詩話❎、詞話、文話有些是應付考試用的，還有很多是偶得的，隨意性比較大🧛🏿♂️，要從中整理出一些有系統的🧗🏼♀️、理論性的東西，是不是比其他領域更困難一些？
王水照🀄️：對🚲🦪，“話”就是隨筆性的，脫口而出，隨意而寫；有一部分是為了科舉應試用的📟🧈，跟現在的升學指導差不多。但是🈺，在這些作品中也有理論性強、系統性強的著作。另外🥿，在這些普及性的、指導作文的著作中也包含著可貴的理論觀點，雖然可能它寫得很普通👩🏻💼。說到底，《文心雕龍》也是一部指導寫作的書——中國文體那麽多，要指導人家製誥怎麽寫👈🏻、檄文或墓誌銘又怎麽寫——而不是一部純理論著作，只是現在我們覺得理論性很強。
所以，我編《歷代文話》，裏面有一部分是理論水平比較高的，也有一部分本來是普及性的，但其中也包含著許多理論的要素。這自然取決於寫作者本身的理論素養。古代有些大學問家也寫這類著作🚶🏻♂️，如宋末大學者王應麟就寫過《詞學指南》✊🏻。詞科本是宋代的一個考試科目，《詞學指南》就是指導學生應試的👩⚖️，這部書就有一定的理論性。今天也是這樣⚈，大學問家寫通俗書，達到的高度是和常人不一樣的。比如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本來只是一個普及性選本，但是他出手就不一樣🌨，可以看作是宋詩的重要研究著作👨🏻🚀。
文匯報✊🏿：現在文章學的研究狀況如何？
王水照📄：《歷代文話》的出版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受到了大家的重視和認同🚵🏽♀️。我們編《歷代文話》的目的是帶動一個學科的發展。最近幾年，以文章學做博士論文題目、有誌於這個學科的學生越來越多，各個地方開的散文學會議也多起來。
目前的問題🧑🏿💼，首先集中在什麽叫作中國古代文章學。現在我們受西方的散文觀念影響，註重審美性、抒情性，這與傳統認為“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的觀念十分不同。但是，文學從史、哲一體中分化出來📬，是一個歷史的進步🚎。我們的文章學研究，並不是要恢復到一切文字就是文章的古老觀念，而是既要註重吸收西方散文的審美性🧎🏻，又註重中國古代文章固有的形式與特點。讓人欣慰的是，現在文章學的個案分析，即具體的作家、作品、文章學理論著作的分析已經有了不少成果🙎🏿♂️，希望能從中尋繹出中國文章學的特點、範疇和體系🧑🦯。我們的文章學在概念上雖然還有些模糊，有些分歧🛀🏼，但我想前景還是光明的。
引進一種理論觀點應有助加深對本國文學的認識，而不是增加困惑
文匯報👨🔬：您1980年代有一篇文章談“魯迅型”和“鷗外型”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即魯迅是主張把本國最需要的東西引進來，日本文學家森鷗外的主張是把最先進最流行的外國理論介紹到本國來🫅🏻。您認為從現在我們文學研究的發展來看，應該遵從哪一條道路😟？
王水照：我覺得還是應該遵從魯迅的道路💆🏻♂️，把本國最需要的引進來。改革開放後國門大開，國外的學術思想紛紛被引進，但我們看到的現象都像一陣風似的。各種西方理論固然擴大了我們的眼界，活躍了我們的思路🍎，但西方的文學理論是在他們的文化背景和學術環境中產生的，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已經形成了比較牢固的傳統🤜，這兩者之間要找到內在的共鳴，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1980年代我正好到日本教書，看到港臺學者首先試用新理論，有位先生用結構主義來解釋一首古樂府《公無渡河》🚯🙅🏻，全詩四句🛍️，每句四字，共十六字，卻寫了長長一篇兩萬字的文章，又配以各類圖表，講得莫名其妙，對我們理解作品沒有什麽好處🤵🏼♂️。可見用純西方理論來解釋古代文學現象🎲🧔🏿，非常困難。
西方的理論我們不一定馬上能用，但是要了解🍄🟫，這是一個層次；能用的，又是另外一個層次🛕，那就必須要找到其中和中國文化的一個連接點。所以，有兩種不同的做法。錢鍾書先生有個說法就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他往往是講中西之間同的一面🍄，這個形象或意象🌸🏄，中國有👨🏿🏫，外國也有，這是一種做法🧎🏻♀️。有的人則是強調異的一面。我想，中西理論的運用都是要找到真正的交接點😤，而不是一種浮面的比較，否則是沒有什麽意義的。引用一種理論觀點，應該是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本國文學的認識，而不是增加困難和困惑。因此我主張魯迅的路徑。人文學科跟自然科學不一樣；科技當然要引進最先進的，但文化不一定🥋，而且真正的先進也不是以外國的標準來定的。所以，應該以我為主🪪，為我所需，站在自己的立場來取。
文匯報🫘：您在談《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的時候，說到學術研究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課題模式，一種就是錢先生這樣從目錄學入手。現在🥂，大學裏的研究一般都采用課題模式，您能談一下其優缺點嗎？另外，從中國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您覺得哪一種會比較合適一點？
王水照：談這個問題，不能脫離學術生態🧏♀️🆓。我在大學裏教書🤹🏻♀️，就無法脫離這個生態環境說大話空話。如果不申請課題，學校裏好多指標就達不到，特別是年輕人升職稱等等都會碰到很多問題🫛。而課題製度在一定時期起了很好的作用🤴🏿，比方說國家的課題指南希望大家在一定時期裏著重研究某個課題🥓，提供一定的經費資助和學術資源🦝，這對學術的發展確實有所促進。因此我想，至少在目前的具體條件下，這個課題運作的方式還是有它一定的存在必要🚴🏽。
可是👨🏻🦳，真正從科研本身的規律出發，這個模式的危險性是很大的🍨。現在的課題模式🎻🔁，有人總結說是“舉旗幟”、“劃地盤”、“拉隊伍”，很多人都是腦袋一拍就去爭取課題了🙀，這樣就會造成很多“豆腐渣”工程。真正的科研是像錢先生所說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是沒有功利之心的人商量出來的結果。所謂課題，應該是在前期大量的、慢慢的閱讀中逐漸思考👨🏽🚀、發掘而來的🫂，然後經過若幹年的打磨，這樣的結果才能立得住，才能有價值。
所以，從科研本身的規律來說，應該遵從的是後一種方式，像錢先生那樣，從一部一部古籍入手。《中文筆記》就是錢先生一本本書讀過來記下的心得，可惜只是原生態的讀書筆記，而沒有看到從筆記裏生發的成果。錢先生主要讀集部，幾乎把中國的集部都讀遍了，在這個基礎上找課題，基礎很紮實🧜🏽。現在的課題模式的方法⚄，從學術規律來說是有點差距👊。但是話又說回來🧳，整個體製改變以前，課題模式無法取消🧚🏼♀️。我想，這樣講比較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