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未來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實現“九五”提到的轉變增長方式的目標🥍，因此需要改革政府的職能，而這就要靠政治體製改革，並且要通過精細的頂層設計來推進這一政治體製改革。對於這樣的看法，我是有不同意見的。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做好這件事，政府就是把經濟發展中最難的事情做好了🐿，就真是奇跡了。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典型的“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就是要模仿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把現在發達國家經濟在總量上呈現的結構和比例關系作為參照，並以此決定資源配置的方向。經濟學家曾經天真地認為這個結構特別重要，為了這個目的，要用政府的手段盡快把一個落後的經濟結構能夠調到跟發達國家比較接近的水平🤌🏿。今天🪕，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看法已經改變👞，認為發達國家的這些結構和比例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手段👨🏻💻。這些結構內生於經濟發展👸🏼，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可是🤚🏿，這個邏輯關系總是被很多經濟學家顛倒過來。
我認為消費率和消費結構是由經濟發展階段和收入水平決定的。在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投資的增速總體上快於消費的增速是正常的☺️。消費要想有更快的增長🛏，投資需要有比它更快的增長才行。很多人只關註到了消費者的消費👨🏿🍼，沒想到消費者的消費要能夠增長，產能和生產率必須提高🤾🏼♂️，企業必須擴大對中間品的消費🪿，這就拉動了更多的投資。所以我覺得消費與投資是互動的，這兩個的配比關系是變動的♗。消費占比下降時，正好反映這個國家處在產能上不斷積累和擴張的階段🫖，所以消費的增長也許是最快的時候。我們最近用賓州大學PWT的數據庫計算發現，2009年全球消費每年增長3.1%，而中國增長8.6%。換句話說，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它的消費增長遠遠高於全球的平均水平，但是它依然會低於GDP的增速，原因就是因為投資的增長要比它更快，也因為這樣才能確保消費有更快的增長。我認為現在對結構的看法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經驗層面都有較多缺陷，基於目前流行的邏輯得出調結構、擴消費👩👩👧🟢、轉變增長方式等政策框架🥴，明顯帶有發展經濟學1.0版的結構主義色彩，可能會錯失中國經濟發展的機會，誤導經濟發展的前途🚳👨🦰。
什麽才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呢?拋棄結構主義的觀念就會發現，中國在過去20年經濟發展中的基本表現與上世紀50-80年代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極為接近。而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在分配領域做得比較差。盡管實現了經濟的穩健增長，可是分配領域的不公異常突出，分配不公問題已經成為公眾對經濟發展的最大不滿。我說的分配領域不僅包括收入的分配🟡👨🏿🚒，還包括社會福利的分配以及商業機會的不均等。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製度扭曲依然存在。盡管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得益於對計劃經濟體製的改革，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但有些計劃體製下的製度安排幾乎沒有改變🤳🏻👳🏽，比如說城鄉分割、戶籍製度以及支持國有經濟等💹。即使中國在1998年實行了“抓大放小”的國有經濟重組，但在地方和中央兩級依然保留了比較多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量不大，可資產規模占到全國資產的一半。
收入分配的不公也與國有經濟帶有壟斷權勢這一事實有關。此外，就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導致的收入差距✴️，因為教育回報的差距是解釋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要縮小教育回報差距👨🏽🦲，就需要創造更公平的教育機會🟡🤭。還有醫保和社保方面的分配不公🧛🏻♂️🚈，這主要涉及戶籍和城鄉分割的體製。農村現在的社保覆蓋面很不夠。商業機會的不均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或者政府主管的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不均🧒🏻💆🏻♀️，投資和融資機會的不均。2003年SARS以後，整個體製開始加強對國有部門的支持，這樣就更加讓非國有企業在盈利機會上享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在融資層面上。
收入和福利分配不公、商業機會不均是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這些“失公”問題短期來看也許沒有太大危險，但從中長期看會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比如說，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機會不均等從中長期來說傷害了人力資本積累的能力，同時也加劇收入不均。中國在教育上面的投入這幾年增加得很快✍🏼♋️，但如果看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中國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排位遠遠低於中國人均GDP的排位🚹。反過來，R&D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排位遠遠高於中國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位。換句話說🦻🏿，我國在研究和開發上的投入已經跟經濟發展階段有點偏離了，可是很多經濟學家還認為我們的研發不足🤟🏼，科技落後🧑🧒🧒。真正落後的是教育這一塊🙅🏽👨🏽⚕️。
福利不公的分配會讓大量的人口特別是流動人口，對政府、社會產生比較大的抱怨🎡，造成持續的社會的不穩⭐️。商業機會的不均抑製了大量有活力的、效率更高的私人部門的成長和擴張🎛。私人部門在過去幾年☯️✊，特別2008年以後🚶🏻♀️➡️，投資意願已經大幅度下降👨🏼🦱🖖🏽，這是很危險的。如果投資意願大幅度下降⛑，那麽政府為了維持短期的總需求，就需要把更多的信貸分配給國有企業☞，來彌補私人部門投資意願的下降👩🏻🍳。久而久之，經濟發展的效率就會惡化👨🦯，活力就會喪失。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把這些問題提到改革的議程上面。
所以，中國的改革機會存在於嚴重的分配不公機會不均問題上🧵。我認為應該尋找有利於增長和發展的改革窗口和機會☆🥪，應該從公眾抱怨最多的領域開始。事實上這些改革是很好的機會和抓手，不僅對中長期的經濟發展沒有妨礙🪀，而且會鋪平未來發展的道路🧙🏿♂️👨🏽🦰。比如說🧑🔬，對行政審批製度進行改革，對國有的壟斷體製進行改革，在教育、醫療和福利分配體製方面進行改革➗，這些改革與中長期經濟的發展、增長不沖突，反而有利🫅。在經濟學文獻裏，這個看法是有廣泛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支持的。比如說🥏，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利於經濟增長等🥅。現在比較多的看法是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風險很大，需要頂層設計3️⃣🙅🏽♀️。之所以說未來的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主要還是因為一些經濟學家總是認為需要自上而下的激進的政治改革來轉變增長方式，從而扭轉結構失衡👨🏽🍼。我認為，以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失公”現象為目標的改革🍠，在技術層面上可能會復雜一些，但風險遠遠小於上世紀90年代推行結構改革的風險。那時，數千萬人的職工下崗，政治風險非常巨大🙆🏿♀️。讓財政和銀行脫鉤的改革，中央與地方的分稅製改革，都是風險巨大的改革。分配領域和旨在解決失公問題的改革不是“非黑即白”式的改革👨🏽🏭，在技術上復雜得多，不僅需要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更需要技術的支持🕺🏿。我覺得這早已不是太大的問題🧎♂️➡️，關鍵要在這些領域迅速形成改革的共識🧗🏻。
（本文是作者在“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路徑和路線圖”學術沙龍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