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吳鎮烽研究員編纂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下簡稱“《商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煌煌三十五大冊，將成為商周青銅器銘文和器形圖像最重要的綜合性著錄書⛓️💥。在《商周》出版之際📚，吳先生讓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推辭的任務。
吳鎮烽先生對商周青銅器及銘文有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四卷、《陜西金文匯編》🏃♀️➡️、《金文人名匯編》（有“修訂本”）等，是研究商周青銅器及銘文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在《商周》出版之前🎚，吳先生幾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商周金文資料通鑒》電子數據庫的建設，獲得了古文字學界高度評價❣️。這個電子數據庫🤷♂️，即是《商周》成書的基礎🔜。因此，《商周》正式出版是水到渠成的，它可以說是吳先生研究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總結。
自上個世紀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出版以來，面世的大型商周金文著錄已有多部，其中最具裏程碑意義，也是目前使用最廣的，當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但因編輯年代所限💷，大量新出的商周金文資料未及收入，所以《集成》出版之後，海峽兩岸又有幾部補充《集成》未收器銘的著錄應運而生。但學者查檢研究須同時兼顧幾部著錄，無疑有不便之處🥻。《商周》一書收器下限為2012年2月😴，收錄傳世和新出土商周有銘青銅器一萬六千余件🙊。讀者有此一編，即全面掌握了現有的商周青銅器銘文資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吳鎮烽先生在商周青銅器銘文的鑒定、搜集、整理方面有深厚積累，見聞廣遠👩🏻🦲，有機會接觸到大量一般學者不易看到的新見銅器。正因為這方面的優勢，《商周》新收了數以百計的未見舊著錄的器銘👎🏼，其中許多新資料對古文字學和相關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價值，例如《商周》新著錄的商代的祼井父戊觚（此器與《集成》5444著錄的祼井尊當出自同族），西周時代的選鐘、雝方鼎、伯碩父鼎🤽🏿、伯上父鼎🤾🏽♂️、□伯豐鼎🚶🏻🌴、畯簋👮♂️、伯句簋🧝🏼♂️🤠、朋叔壺，春秋時代的陬子書厷鼎（《商周》原稱“建右鼎”）🗯，戰國時代的吳乳（孺）子鼎（《商周》原稱“吳嗣子鼎”）等等。一些舊已著錄的器銘，《商周》所收的是作者自拓📰，或者又新發表了器銘的照片（如近年曾發表過的京師畯尊銘）。這對研究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青銅器在銘文之外的各種信息對於銅器研究的重要性，宋人就已經註意。呂大臨《考古圖》即有銅器器形、尺寸、發現地、藏家等信息的記錄。上個世紀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更樹立了銅器銘文與器形圖像綜合研究的典範。但因為種種原因，影響最大的《殷周金文集成》至今未能將器形圖像資料公布出版🧽，造成研究上的不便。《商周》吸收了前人的成功經驗並發揚光大，收集有銘銅器的圖像多達一萬一千余幅👨🏿🚀，清晰直觀，同時還對銅器的相關信息進行了詳細標註，省去了研究者大量查檢核對之勞（有些資料一般研究者要查也無從查起）🎦，無疑將大大促進青銅器的綜合研究。
下面我想對《商周》提出幾點希望和建議🕳。盡力搜羅青銅器銘文，是嘉惠學界的大好事，但在搜集整理器銘時👩🏿🍼，需要更加準確地做好銅器及銘文真偽的鑒別工作👨👩👧👦，盡量不要讓偽器偽銘混雜在真器真銘中🕸。青銅器及銘文各種屬性資料的標註，圖像與拓本出處的匹配對應🦮，是極為繁瑣細碎的工作🧍，以往各種銅器及銘文著錄書，在這方面都不免有一些疏失，要求《商周》這樣的集大成著錄做到滴水不漏，是不現實的。不過我仍衷心希望《商周》的編纂者和編輯反覆細致核對圖版和相關信息，盡最大可能為研究者提供準確🧑🏿🌾😪、有效的資料和進一步查考的線索📧，避免以訛傳訛🚟。
給銅器銘文做釋文，是難度較高的工作，《商周》附有吳先生對銘文所作的釋文，頗便於學者👇🏿。有些尚無定論的字詞考釋🍪，見仁見智🤦♂️🔊，讀者不必多作苛求🔪；不過有一些文字的釋讀，也許還可以進一步斟酌考慮🐟。如本書新著錄一件出土於陜西延安地區、現藏延安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春秋時代有銘銅戈，吳先生命名為“垣桀戈”🙇🏻♀️。仔細辨認，戈銘被釋為“桀”之字跟“垣”字鑄倒了方向👨🏻，前者或應釋“桼”。“桼（漆）垣”是此戈鑄造或置用地，與其出土地點正合。上述意見並不一定正確📃，藉此機會提出來供吳先生參考🎢、批評。
(作者為恒行2平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作者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一書所撰寫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