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這一現實因素，在舊的範式之下，必定會被重新置於對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有利的循環之中𓀊。因此📴，構建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及政策範式就顯得非常有必要，這樣不僅可以解釋中國崛起的現實，也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
張暉明 經濟學博士，恒行2平台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恒行2平台企業研究所所長，上海市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上海科學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現代企業理論與實踐、技術進步和產業組織理論與政策、城市經濟發展與管理、國有資產管理等⚾️。主持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十多項，先後獲省部級以上科研獎七項🗞，上海市優秀中青年教師獎等獎項🍃🧑🏼💼。著有《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邏輯》《國有資本存量結構調整研究》《企業技術進步與跨越式發展》等；在國家級核心刊物發表論文200余篇。
“隨著中國政治及經濟地位的上升，人們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期望逐漸加大👨🏼⚖️：‘中國本土’強調研究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時代’不僅強調特殊性📎，而且還要求將其上升為普遍理論🧑💻；‘中國文化’則在更深入的層次上🥪🥴，要求將中國的文化精髓融入經濟研究，以此重新補充和完善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範式🎨。”
有關“中國經濟學”的三次大討論
有關“中國經濟學”的探討🙅🏿♀️，總共可以歸為三次大討論。最初的大討論始於王亞南先生🧑🦰。6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並身體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這是中國的思想先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實下，以及救國圖新的實踐中，探索建立獨立自主經濟理論框架的第一次努力🛰🐘。第二次大討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期☝️，以樊綱對“蘇聯範式”經濟學理論的批判為代表。這次討論🤽🏼♂️，是學者們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階段的現實下，以及經濟體製轉軌的實踐中，摒棄陳舊的理論範式，引進西方先進理論方法👼🏽，構建適合中國現實與實踐的理論範式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大討論是從本世紀初至今，從林毅夫倡導中國經濟學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到程恩富總結中國經濟學要以“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其間出現了研究中國經濟學的大量文獻🤳🏼😼。這次大討論的現實背景，是中國在“轉型”的同時又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而現有的主流經濟學已不能很好解釋現實並指導實踐，因此，本次大討論可以看作是在中國崛起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構的現實下，學者們為發展適合中國現實性與文化特性的經濟學理論🚣🏻♀️🪖，為構建中國自身的經濟學“話語體系”而作出的努力。
這三次討論中，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學”中的“中國”兩字的解讀，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含義🏥👨💼：地緣政治概念、特定歷史時代概念、特殊的文化範式概念👩🧚🏿♀️。這種多層次的解讀，代表了國人對“中國經濟學”的深厚期待☝🏻。
1💤、“中國”😞：一個地緣政治概念🍹。若將“中國”看作一個地域概念，中國經濟學也就可以理解為是中國本土的經濟學🤽。
2、“中國”：一個歷史時代概念。許多人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按此邏輯🥷🏿，可以將“中國”理解為一個時代🔺，即中國經濟學是“中國時代”的經濟學。而中國時代令人矚目的事件有兩個🤴🏼：中國內部的經濟與政治體製改革🍝，以及中國崛起所造成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調整。由此而來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改革？中國為何會崛起👨🏿💻？對於轉型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義？技術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如何調整？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實際上就是要從中國的實踐經驗出發，尋找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工具性的理論，進而升華為能為全人類所用的普遍性理論🧴。
3、“中國”：一種文化範式概念。當代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經濟學，而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國區別於西方🙋♂️，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如果當作一個文化範式來看，那麽，中國經濟學就是中國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及主流經濟學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論範式。
上述三種對“中國”的不同理解表明，隨著中國政治及經濟地位的上升，人們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期望逐漸加深🤜：“中國本土”強調研究中國的特殊性；“中國時代”不僅強調特殊性🏌🏻，而且還要求將其上升為普遍理論🧘🏿；“中國文化”則在更深入的層次上，要求將中國的文化精髓融入經濟研究，以此重新補充和完善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範式。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與主流經濟學的演變
當前“中國經濟學”面臨的現實🫂，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崛起所引發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在過去的189年中，世界的經濟中心由中國轉向歐洲，再由歐洲轉向美國。當經濟中心轉移時👴🏼，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也會隨之轉移。中國在20世紀初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現代經濟學發源於歐洲，所以👫，現在可以看到的經濟學學術中心的唯一一次轉移，是從歐洲轉向美國。經濟學學術上的強國也是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強國，主流經濟學的演變說到底是服從於學術強國的國家利益變化的，因為經濟學理論是解釋現實、指導實踐的工具。一方面⚪️，學術中心的“主流”學者立足於所在國的利益和傳統文化基礎之上，他們解釋現實的視角難免帶有一種隱性的“偏見”；另一方面，從實踐的角度看，國家層面的“實踐”的最高準則就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改變，最終將影響學術強國的利益🔙，這樣理論所能提供的政策措施就會直接服務於現實國家利益的訴求。因此🫅🏿，雖然主流經濟學的形式在不斷更替演變，但在一輪又一輪的循環之後，學術強國主導下的“主流”經濟學所固化出的理論範式和政策範式將逐漸成為維護這些強國利益的工具。
觀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的波動代表了由技術水平🛌🏿、製度結構、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所決定的現實結果🦀；這種現實結果決定了經濟理論的發展趨勢🕵🏽♀️；經濟理論的發展演進又影響了實踐中政策的更替擺動🎋，進而導致新的現實結果😭。但是，我們認為，經濟理論及政策上的“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的更替🧍♀️，並不是由全球化的波動程度決定的🤽🏿♂️，而是由各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那麽，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這個國家的理論基調也不會改變；相反🏌🏼♂️，如果某個國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損，那麽其理論基調必定是反自由主義的。因此，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作為學術中心的時代⟹，經濟理論及政策範式服務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利益——當全球化與發達國家利益相一致時💪🏿，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政策便占據主導地位；當全球化與發達國家利益不一致時，保護主義的理論與政策便成為主流👩🏼🦱。而在一輪輪循環演進過後🤎，理論和政策的範式就會日趨強大👬，通過固化人們的思維，達到維護國際經濟舊秩序的目的🧁。
當前中國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趨加深的背景下產生的🧘🏽♀️，全球化加深對中國有利🥶；而與此相反的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地位卻在全球化加深的進程中日益下降，主流經濟理論在原先的固有範式下，必定要向保護主義的方向發展🧒🏿。中國崛起這一現實因素🧔🏼🚣🏿，在舊的範式之下，必定會被重新置於對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有利的循環之中🎀。因此👩🏿🦱，構建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及政策範式就顯得非常有必要，這樣不僅可以解釋中國崛起的現實，也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
經濟學研究重心的變遷
林毅夫曾經提出，21世紀將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因為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是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的，中國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所以，經濟學的學術中心將會轉移到中國。
經濟學理論是對經濟現實的一種邏輯化解釋，因此，現實的變化推動了理論的變化。人類自古以來就有交換行為，當以交換為基礎的商品經濟轉變社會的主導經濟形式時，人類便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這種轉變是在某種政治、法律、文化傳統等環境下所產生的。與之對應👩🍼，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生產方式、技術應用等也發生了改變。當政治➗🍐、道德倫理🏍、哲學等領域的學者對於市場經濟作出深入思考，系統研究社會關系👈、生產製度及技術應用之後，經濟學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古典政治經濟學。由此，經濟學涉及的領域可以歸為四個方面🪬：製度環境（政治、法律🥞、文化傳統的環境）、“人-人”關系（人們的社會關系）、“人-物”關系（生產方式）與“物-物”關系（技術應用）🔹。經濟學主要對後三者做出系統研究🚇，但後三者形成於前者的基礎之上。歷史學派試圖將製度環境也納入研究範圍之內🧑🏼🎤，但沒有找到正確的方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認為🙂↕️，資本主義製度中後三者的變化必然導致製度環境變化，最終形成社會主義所需要的製度環境。
20世紀之前🤣，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在歐洲，經濟研究沒有脫離上述四個方面，並且以前兩個方面為重心🧑🏼🦰🩷。而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經濟中心逐漸向大西洋對岸的美國轉移，經濟學的學術中心也轉移到了美國🧗，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成為主流，經濟研究的重心隨之改變，越來越側重研究“人-物”和“物-物”關系，而忽視製度環境和“人-人”關系的研究。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學術中心的現實環境決定了研究重心，歐美社會現實環境的不同導致了經濟研究重心的改變。20世紀之前的歐洲社會並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製度環境，當時的經濟學家們都無法回避這個現實問題。而20世紀的美國則有著較為理想的市場經濟的製度環境。因此，美國的經濟學家不需要關註製度環境。當美國引領電力及內燃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歐洲則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衰落。現實中美國經濟的模範作用，使得經濟學的“主流”也逐漸“美國化”。以邊際分析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可以看作是“美國時代”的經濟學，但邊際分析的適用範圍是“人-物”和“物-物”關系，對“人-人”關系和製度環境的研究並不適用。因此，當時的主流經濟學關註的範圍縮小為研究“人-物”和“物-物”關系，其他研究則被劃為非主流。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也同時將新古典經濟學帶入了危機📖。凱恩斯革命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分離開來。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被納入“微觀經濟學”，而“宏觀經濟學”雖然沒有直接研究“人-人”關系，但其構建的“通貨膨脹率-利率-失業率”的三角指標體系，卻使它成為一種解決“人-人”關系問題的“工具性”理論。利益集團能夠利用這三個指標體系為其利益辯護，經濟學因而保住了它的“顯學”地位🪯。但邊際主義仍然當道🙄🧑🏿💻，新古典綜合派又將邊際分析變為了主流🎉👬🏼，而貨幣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等等流派都沒有脫離凱恩斯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從20世紀後期開始👨🏼🔧，現實經濟卻向著“人-人”關系越來越重要的方向發展𓀚。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生產方式逐漸脫離了物質領域👶。單純的物質生產雖然能夠不斷增加產出，但是價值卻在不斷下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數也在不斷減少。知識生產、技術創新、服務交換逐漸成為經濟的主導，在發達國家，相關部門的價值及從業人數都在總量中占大部分。簡單的邊際分析雖然適合物質生產或消費領域，但到了非物質的領域🤵🏿♂️，其適用性就非常有爭議✊🏿。因此🙇♂️，經濟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轉向研究“人-人”關系及製度環境領域的趨勢🍋，政治選擇🦹🏼、產權🤽🏽、製度變遷等都被納入經濟分析的框架。新製度經濟學將邊際分析與製度分析相結合，傳統的“主流方法”仍然有用。但是邊際分析是否適合“人-人”關系以及製度環境的研究🧑🏻🎤？或者說，是否有比它更適合的分析工具，比如博弈理論🧗🏿♂️、人類行為理論等👩🚒？這些問題都有待研究。
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經濟學學術中心的第一次轉移，即從大西洋東岸的歐洲轉移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國，經濟研究的重心由於現實環境的改變🫱🏿👳🏻♂️，也隨之從製度和社會關系方面轉向物質和技術方面。而當前，經濟學學術中心面臨第二次轉移🐭🕵🏽，即從太平洋東岸的美國轉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國🏌️，並且經濟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製度與社會關系方面回歸的趨勢。而中國本身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製度變遷，這一現實環境必將推動研究重心實現真正的轉變。
“中國經濟學”理論革新的趨勢
有鑒於上述經濟學研究重心的改變，進一步可以推斷👦🏼，經濟學理論未來將會出現兩個方面的分離👩🏼🦲，這將是“中國經濟學”理論範式革新的趨勢👮🏿♂️：在研究對象方面，製度環境及“人-人”關系與“人-物”關系及“物-物”關系相分離，經濟學將分成“社會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而在理論功能方面，則將實現規律性理論與工具性理論的分離🕵🏼。
1、社會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相分離在研究對象方面🤸🏽♀️，由於分析工具的適應性不同，在短期內無法找到統一的工具🧑🏻💻，經濟學也許會分離為兩個部分：“社會經濟學”和“物質經濟學”。前者研究製度環境的變化機製以及“人-人”關系🕙，以歷史分析👕🤽♀️、人類行為分析、博弈論等作為主要分析工具；後者研究“人-物”及“物-物”關系，以邊際分析為主。這涉及哲學上的本體論問題：究竟何為本體？是“人或意識”還是“物”？只有這個問題有了定論，物質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學兩者中的一方才能成為基礎👨💼，另一方作為其附屬🎍，否則☎，就只能將它們暫時加以分立，以避免出現錯誤👩⚖️。
2、規律性理論與工具性理論相分離在理論功能方面👭🏻，經濟學理論面臨其規律性與工具性無法統一的矛盾🎴。理論，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將現實加以邏輯化的一種分析框架🈚️。不妨將理論比作原始部落的圖騰📉：假設在某個原始部落🟪，一個巫師總結前人經驗🧑🏻🍳，在空地上樹立起一個圖騰以代表一種信仰👱♂️。在此之後🤷♀️，如果碰巧風調雨順，部落的人收獲的食物比圖騰樹立起來之前更多了🍰，那麽🧞♀️，他們可能將那個巫師奉為先知，並認為圖騰確實有神力能夠幫助他們；但如果相反🏌🏿♂️，樹立起圖騰後正好碰上天災，那麽巫師可能就被認為是在瞎說，甚至是妖言惑眾觸怒了天神。或許🍭，部落成員也都很“理性”，認為天災不是圖騰引起的，他們會比較相同的天災下，圖騰樹起前部落的損失是否比圖騰樹起之後的大。如果認為圖騰確實幫助他們減小了災害損失，那麽巫師的信仰仍舊能得到人們的尊重。
假如現實情況也的確如此，圖騰樹立起來之後，人們在平時的產出都增加了🤷🏿🦹🏻♀️，即使在遭遇災害的時候8️⃣🐭，損失也減少了，那麽這真的是圖騰有神力嗎？現代人當然不會相信💆🏽♂️。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圖騰給所有部落成員都帶來了一種心理安慰。由於他們相信有神力會在冥冥之中保佑他們♑️，因而他們打起獵來更勇敢🕵️🔱，采摘耕種時更積極勤勞，與外族打仗時也更勇猛，是這些因素導致部落的產出增加，而不是圖騰的神力👩🏼🦳。因此🥘，圖騰的真正作用其實是間接的心理安慰。巫師應該很明白這一點⚪️，部落首領也可能知道🤳，但他們有默契在先，絕對不能把這個秘密透露給普通成員，否則🥹🤣，圖騰就沒有“神力”了。
理論的作用某種程度上也與圖騰類似，它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並不一定是在其本身所包含的內容範疇之內👰🏽。或者說，很多理論像圖騰那樣，起到的是一種工具性的作用🏙，相對於隱藏其後的現實意義而言🤹♂️，其本身內容的真假對錯已經不重要了。但是，既然有人能夠意識到“理論圖騰”背後的“潛在規則”，如巫師或部落首領，那麽👍🏽，這些“潛在規則”的作用規律能否被人認識，並形成理論🐺？一旦成為理論，這些“潛在規則”是否還有作用？
至此，我們必須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區別開來加以考察。自然科學只研究“物-物”關系💫，“物”的規律是其研究對象，而人們工具性地使用這些理論的對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學理論的“規律性”和“工具性”是統一的，也就不存在“潛在”和“顯在”的問題。但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關系🤹🏼，人的行動規律是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對象，而這些理論在使用時🙋🏿♂️，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對象也是“人”。這樣，理論在被使用時，本身就是工具性的🌕，而這種使用是否符合“規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經濟學理論可以劃分為兩種：研究客觀規律的規律性理論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論⚁🫸。這涉及到認識的問題🦀。如果研究者的認識能夠涵蓋大部分人的局部認識，那麽，他的理論就具有規律性，根據這個理論所建立的正式規則就符合規律，非正式規則存在的余地就很小🧜🏼♀️。但隨著現實的變化以及人們認識的擴展，研究者的認識落後於大多數人的局部認識，那麽，研究者的理論就會與大部分人的現實行為脫節⇢，這種理論也就成為了“工具理論”，即其實際的作用與其內容是不一致的，它僅僅作為一種形成某種機製的工具而存在。另一種工具理論形成的可能是，隨著社會分工的加深，人們的認知範圍變小🔚，但在小範圍內的認識深度卻在增加。理論即使在廣度上能涵蓋大部分🧑🧒🧒，但深度卻不夠，最後也導致其變為工具性理論。
所以，我們推斷🕵🏽♂️，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必然會順應這兩大趨勢：第一🦹🏿♂️，社會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分離為兩大部分；第二，理論分為“工具性層面”和“規律性層面”👮🏻♀️。工具性層面的理論解決中國現實的問題，而規律性層面的理論則為人類認識客觀規律作出貢獻。中國經濟學只有順應這兩個趨勢，才能在理論上解開人類的認識枷鎖，在實踐中指導“中國模式”的完善。
許多人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時代👩🏽💼，而在現實推動下🙎🏻♂️，經濟學理論本身也面臨新的變革，因此“中國經濟學”擔負著艱巨的歷史使命。那麽，中國的學者是否能勝任？中國學者的理想是隨著現實的變化而升華的，從追求政治獨立與解放🥣，到追求物質自由，再到追求思想解放🫣。而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下，必將沖破名利的誘迫🙇🏿♂️、體製的局限與文化的缺陷，構建出名副其實的“中國經濟學”📸，解開自我的枷鎖，解開國人認識上的枷鎖，解開全人類認識上的枷鎖👧🏿🥷🏿。